林建华：高等教育评价的逻辑与功能

评价既有评学生的，也有评教师的，还有评机构的。与工业产品不同，教育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评价采用的是一系列 确定性的原则。这就导致有些评价比较受欢迎——它们促进学校发展，对学校有好处；而有些评价就不是那么受欢迎——它们会使学校急功近利，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事情，产生不好的结果。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大学评价：一方面，从公共监督的角度，由于办学成效往往并非一目了然，政府和社会又有很多投入，家长希望了解大学发展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从提高学校竞争力的角度，人们希望了解学校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然后加以改进，以此推进学校的整体发展。因此，评价具有两种不同的目的：站在学校的角度，人们希望从内涵上提高竞争力；站在社会的角度，人们希望能够进更多地了解大学。但是，大学、教育和学术均高度依赖个体的创造性，以使大学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办出特色。如果评价对学校产生过多的限制，就会诱导功利性，使大学失去创造力。这样一来，大学的建设发展就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单纯迎合流行的指标，如追求排名，以获得更好的资源，就是眼前利益驱动的结果；另一种注重学校的内涵建设，如通过评估发现问题，制定战略目标，提出改进措施，然后再次评价改进情况，形成一个良性闭环。

无论是大学评价，还是大学建设，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才能找回 教育的朴实和纯真？由于各种浮躁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倾向，现代教育失去了应有的朴实和纯真感，如推荐研究生时注重GPA，注重考试成绩，但表面的成绩并不能反映知识和能力的增量。比如，价值观和能力是一种隐性、内化的知识和人生体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观，实际上并非仅靠书本或听课就能得到，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甚至磨炼苦难。

笔者学化学，也做化学研究，而在大学学到的化学知识，有很大一部分细节可能已经忘记，但学的这些知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它已经进入人的头脑，变成一种隐性的知识和能力。也许有的知识一时记不起来，但一旦遇到新的问题，马上就会做出反应。实际上，人们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当有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人会有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会做出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其实是基于整个人生、整个知识体系沉淀而成的隐性的知识体系。学习新的知识，只有那些能够融入一个人内心、变成隐性能力的，才算是增量。

目前，公众普遍对教育感到很纠结。就高等教育而言，升学率这么高，但公众的焦虑不减反增，导致学生焦虑、内卷，但人们仍然认为高考是一个分数公平的机会。人们热衷高学历。在一些地方大学中，本科生考研培训非常流行，教育已失去原来意义，失去了应该有的朴实和纯真。因此，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教育评价在内的教育改革能不能让大学乃至整个教育返璞归真？在一个知识开放的时代，中央已出台各种政策，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

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大学已经失去对知识的创造、传播和保存的垄断。知识普及了，由此产生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学生学习的方式已经改变，很多知识不是在大学里学到的。如果学习者没有很深的底蕴，从网络上学来的碎片化知识会侵蚀静思、求真和真情交流的空间，致使人们没有时间去静思了，没有时间真正去追根问底了，也没有时间去表露或者交流真情了。这是教育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开放，社会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和学术资源。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未来，大学是不是唯一承担高等教育的机构？或者说，大学应该如何充分利用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非同寻常的体验？

由于知识开放，教育是有机会重新返璞归真的。由于知识的开放、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学生需要的不仅是显性的书本上的知识，更需要隐性的知识与能力。大学应该努力把知识内化给每一个学生，以增强他们的能力，树立他们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也是学生必备的一种能力。社会变化这么快，只有具备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能力，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才能不仅适应第一份工作，还能适应工作的变化。所以，未来的教育需要打开边界——需要打开学科的边界，需要打开学习的边界，也需要打开学校的边界。打开边界，可以迎来教育变革的一个新天地。

总之，评价具有内涵性和功利性的两重性。在不同情况下，大学和教育工作者会作出不同选择——或选择内涵，或选择功利。政府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在评价的设计和实施中应该注重内涵，避免功利，要给学校留有发挥的空间和余地。评价的目的主要是克服大学的惰性，推动大学发展。大学要真正发展，需要内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评价必须把握好这一点；如果把握不好，过度的评估评价就会成为大学发挥创造力的阻碍。同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更健全的人格和更丰富、更强大的能力。能力是无形的、隐性的。教育不仅要关注表面的显性知识，更要关注隐性的价值和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很多能力、很多特长，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反应。希望教育能够让学生把潜在的能力、特长都充分发挥出来。

作者：林建华，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教授

来源：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4年第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