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世飞 吴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挑战与前瞻

摘要：世纪疫情影响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具有全球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现代化等特征，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包括逆全球化影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软环境，疫情时代信息技术的异化对入学机会的冲击，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失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质量发展，又要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推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还要吸收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先进经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普及化发展道路，传播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声音，讲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故事。同时，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增强高等教育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普及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百年变局下，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严峻挑战。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毛入学率超过50% 即表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据统计，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迈进普及化发展阶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内外部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百年变局下的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特征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挑战与走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研究，国际学界侧重于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概念阐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困难与挑战，以及普及化阶段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国内学者多聚焦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研究，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和中国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评价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等。此外，也有少部分学者聚焦于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汲取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优秀经验。本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切入，基于相关数据，对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特征进行阐释，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的挑战进行系统分析，并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进行前瞻。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演进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领域，XG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极大地冲击了世界格局，国际局势出现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化与大调整。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与信息产业的变革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前行。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演变过程，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重塑世界格局，改变世界面貌，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新征程。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人类文明上升到新高度，从而引发世界经济的产业革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与轨迹，科技创新成果远超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加速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显著提升，重大科学技术与发明竞相涌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无限潜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让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助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总书记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大变局的一种表现，又是世界大变局的一个结果。全球化时代，科技与经济迭代加速：在规模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或者国家能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而独自发展壮大；在影响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交织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高潮、新阶段，影响的深刻性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全球化的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深入，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频繁、更紧密。然而，经济全球化也带来各种挑战：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全球疫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使得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等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且紧迫。

（三）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让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促使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由一个力量中心向多个力量中心扩散。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国际力量对比朝着均衡方向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不断减弱，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态势不可逆转。据统计，截至2019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0%。按照英国安格斯·麦迪森计算，到2035年预计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将占全球总量的70%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加速世界力量对比的调整，西强东弱的现实情况将被改写，东升西降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潮流将不可抵挡。

（四）大国博弈促进国际体系变革

总书记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世界疫情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冲突、中美对抗、局部战争等大国之间博弈,促进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大国之间关系趋向竞争与对抗，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博弈来重新划分利益和确立彼此地位关系，并通过制度理论创新和全面加强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以促进国际体系的变革，世界政治回归现实主义和大国冲突的趋势。中美竞争依旧激烈，从中美博弈方面看，美国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力图遏制中国力量和影响力，但是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影响力依旧深刻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加快国际格局重塑和国际体系变革。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特征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具有时代赋予的新特征：全球性、不确定性、多样性。

（一）全球性

2019年初，《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和毛入学率分别达到4002万人和51.6%，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近年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疫情交织的背景，我国积极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取得显著成果，教育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截至2021年12月，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 %，较上年提高了 3.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毋庸置疑（见图1）。

图1  2015年—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和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2019—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高等教育普及化不是中国的独特使命，而是全球各国共同的追求与目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可窥测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据统计，2000年以前，全球先后有 20 个国家高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见表1）。美国在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先突破50%，最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而后加拿大、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表1 2000年以前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国家

注：①表中年份指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的时间,“/”表示缺失值。②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局（UIS）数据库。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全球性特征愈发明显，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世界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和毛入学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局（UIS)公布的数据，进入21世纪后，又有50个国家（地区）先后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65个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据统计，目前全球有76个国家（地区）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有26个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80%，高收入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在2018年已达75%。

（二）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出现，逆全球化潮流涌现，单边主义抬头等都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全球深层次矛盾难以调和，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稳定性也使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不确定性，甚至出现倒退的风险。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国际高等教育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普及化阶段学生生源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

首先，全球疫情大规模出现以及国际局势紧张，导致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国际高等教育环境也不可避免随之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单一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将有可能被突破，国际高等教育格局或将重塑。旧格局的瓦解、新格局的重构过程，将是充斥着多样性变革与激烈竞争的过程，其结果必将充满不确定性。其次，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普及化阶段学生生源的不确定性。在终身学习社会，高等教育普及化也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可能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学历背景，因此学生生源的不确定性也致使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存在不确定性。最后，从教育实践方面看，教育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教育活动是一种属于人类文化层面的社会运动，其不确定性存在于教育与社会、人的发展和教育过程的内部联系之中。教育活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社会活动，教育有其特殊性和特定功能，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积累的生活经验、知识、文明、文化等都是通过“教育”这一途径实现的。因此，尽管高等教育在教育功能、教学内容、学习方式等方面具有确定性，但是，在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中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尤其在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进程中，作为创造性活动，不确定性与偶然性愈发成为未来趋势。

（三）多样化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标准。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具有多样化特征，具体表现为类型的多样化、模式和道路的多样化，即不仅有西方道路，也有中国道路、亚非拉模式，各国依据各自不同的国情，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不同国家（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不同，各有特点，有快有慢。根据已有研究对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 10 年及以上（2010 年前毛入学率达到50%）的 27 个国家的普及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大致有三种典型模式：一是快速推进模式，二是中速推进模式，三是慢速推进模式。

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中，各国依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和教育策略，普及化发展模式呈现多样性。以美国、日本、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模式为例，作为全球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美国模式具有“原发性质”和“创新性”，对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美国1975年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提高了人才储备数量，积累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为美国建设成为知识型国家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国际综合竞争力。在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公立部门是主要推动主体。与美国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体不同的是，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推动主体是私立部门。在日本政府规划指导以及财政资助下,私立部门内部“创造”低成本、开放、弹性化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并通过入学方式、课程设置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吸纳非传统学生和“弱势群体”。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则是超大规模的普及化，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教育政策有计划性地指导教育改革，通过一个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完成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从而达到教育普及化。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仅用4年时间成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从2002年到2019年，中国用17年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普及化进程之短、速度之快与中国宏观层面制定的教育政策、教育中长期规划息息相关，如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政策助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中国模式是由政府政策驱动，通过高等教育改革来推进。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追求而产生的一种导向型未来趋势，欲实现这一目标,依赖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已经根本行不通,于是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未来趋势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生,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又赖于高等教育观念和物质技术的支持。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挑战

（一）逆全球化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软环境

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将全球化界定为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全球范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加强、拓展和加深的过程。当前，在全球疫情流行、美国单边主义盛行、局部战争出现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全球化运动、去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博弈加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20年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和2022年俄乌战争等极端事件逐步将逆全球化推向历史新高潮。在逆全球化思潮和百年变局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各国对高等教育方面政策的调整和收缩直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软环境，这些都已成为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不可忽视的现实挑战。高等教育领域的普及化是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内容和表现，内在逻辑上仍体现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全球疫情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单边主义与逆全球化进程，部分发达国家为维系自身利益收紧大学合作通道的举动，强化了全球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倾向。在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积极的参与者和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相互博弈，世界格局必将重塑，外部国际环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所面临的挑战。

（二）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的异化对入学机会的冲击

全球疫情大流行给全球各国教育部门带来深刻挑战，全球高等教育机构被迫停课或采取在线授课方式。突如其来的XG肺炎疫情打破了各国高校常规教学管理和教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线上教学，使线上教学由辅助教学手段转变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形式。信息技术的应用扩充了教育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现代高等课堂教学变革。后疫情时代，虽然全世界范围内疫情控制平稳，进入常态化管理，但是疫情过去后并非一切都能恢复如初，对于高校而言，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线下复学后面授教学和线上教学矛盾凸显，如何构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模式成为高校思考的问题。全球高等教育机构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积极主动的探究全面优化在线教学、混合教学等教学实践路径，更新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的融合有利于学习型社会构建和终身学习理念的践行，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现代信息技术异化对教育的冲击也愈发严重，数字鸿沟影响全球教育公平。全球大规模的疫情防控对高校信息化建设既是考验也是检验，在学校资源优化配置、高校信息技术对学校的治理发挥正向作用、高等教育信息化融合发展等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是高校信息化建设所存在的实际而紧迫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例如线上线下教学割裂、校内资源和开放资源无法深入融合、教育数据共享和数据智能无法成为支撑教育科研的核心力量等信息技术异化都将冲击高等教育发展，导致入学机会减少，在学规模缩减，升学意愿降低，这些都将直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

（三）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的失灵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高等教育全球教育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全球治理是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规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产生超越国界的影响、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在教育领域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各国面临的教育问题是“地球村”共同的责任，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高等教育参与主体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携手加强高等教育国际间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推动高等教育创新。但是，国际高等教育环境恶化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失灵”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严峻挑战。

1.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理念的失灵

百年大变局下，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理念失灵，与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相适应的知识与理念滞后。资本单边推行的“价值殖民”思想以及人力资本理念，冲击着以人为本的全球教育治理理念，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与网络正在输入新价值理念。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权国家依据自身利益奉行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思维极大地冲击全球教育治理多元价值理念，导致全球教育治理价值理念具有局限性和强权性特征。以美国为主的高等教育强国及以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仍然坚持“华盛顿共识”的传统理念，维持其高等教育治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改变当前单一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向多边规则发展。另外，虽然全球教育治理“以人为中心”重要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但是随着人力资本理念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主体之一的世界银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去解读和推动全球教育发展愈发强教育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以人为本的主流价值理念相冲突。

2.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制度的失灵

以全球疫情为代表的极端公共事件触发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危机，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制度失灵导致无法应对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出现的资源配置、教学治理等问题。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制度转型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议题。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制度焦点在于是否能建立一个开放、多元、民主、灵活与包容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核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分布周边的次序格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居于权威地位。然而近年来，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加之XG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都加剧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矛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制度失灵。另外，由于全球教育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和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制度交叉重叠，理念偏差、功能缺失与机制老化，都将使未来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充满挑战。

3.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实践的失灵

当今社会，全球化进程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愈发重要，各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需要全球各国共同治理。但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实践的失灵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和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均产生不  利于影响。具体而言，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得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矛盾凸显；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经费投入不足，难以满足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权威性下降，经费短缺导致其裁员和关闭相关机构。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其发展态势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直接关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尤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要想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对高等教育投入进行合理性规划尤为关键。在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实践中，全球教育治理参与主体之一的世界银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援助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摆脱经济窘境，但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科研研究能力存在不足，其教育自主性受到挑战，不  利于高等教育全球治理。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持续性发展，如何合理配置高等教育经费和调整高等教育投入结构，都是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质量发展受到内部多重挑战的掣肘

尽管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三胎政策，但是近年来受到多重复杂因素影响，我国新生人口不增反降，逐年减少，新生人口的减少的“小涟漪”可能会激起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大批浪”。随着新生人口减少，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也将大幅减少，一方面会加剧高水平大学的生源竞争，另一方面对办学质量相对较差的高校会形成较大冲击，部分高校因为生源危机的问题，可能会选择关闭，而部分高校为了招收更多生源，可能会降低入学的标准，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质量提升带来负面影响。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在逐步缩小，但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优质资源配置的差异仍然较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办学质量明显好于一般高校，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校办学质量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办学质量。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配置不均带来的是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特别是“双一流”建设政策可能会加剧这种高等教育不公平的趋势，也会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造成影响。如何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与研究者需要深思熟虑的棘手问题。除此之外，国家大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大背景，可能会导致部分高校只注重科研，而轻视教学，使得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如何推动国家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如何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适应，成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最后，在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新时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的独立性与社会性关系，同样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避不开的难题。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高质量发展，既面临外部的风险，也面临来自内部经济、科技与社会等方面的挑战。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前瞻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质量发展，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共同的价值追求。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发挥着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肩负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责任。2013年，总书记平主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影响广泛而深远。而后，在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出了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根植于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之中，具有中国特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它也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首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要坚持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式发展，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完善留学生培养教育政策，吸引国际优秀人才，不断加大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力度，增强广大学子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其次，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创新的举措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发挥高等教育在政策宣扬、知识传播、信息共享、学术研究、智库交流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树立世界眼光、形成共享理念，使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智慧。

（二）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推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应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为国际教育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为国际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有助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助推中国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首先，通过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有利于拓展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肩负培养人才重任，是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摇篮，要构建多样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高校要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并结合自身特点，调整课程结构、优化专业定位、开发国际化教育课程内容、构建全方位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其次，通过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推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我国的教育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国际规则体系制定。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要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大局，坚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高校合作和文化交流，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

（三）吸收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先进经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普及化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道路，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本土，吸收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先进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与模式。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到“双一流”建设高校，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要为国家输送高科技人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人才强国奋斗目标，并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第一，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通过党和政府的主导，稳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和高水平大学建设。通过政府主导的政策规划，有计划地推进教育事业发展，走有别于西方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道路。第二，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新发展阶段需要。人才培养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防止学校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为使命，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使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助力。第三，要始终坚持教育创新和教育对外开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坚持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构建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四）传播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声音，讲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故事

在当前百年变局下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话语权成为大国博弈聚焦的重点。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领域，扭转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话语权不相匹配的局面，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向世界传播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声音、以何种方式讲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故事。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国际舞台上敢于发声，以深厚的学理研究广泛传播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征程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十年高等教育普及化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们讲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故事的最大底气。另一方面，要在国际舞台上善于发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使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故事以及蕴含在背后的巨大精神力量更加充分直观地展现在国际舞台上。既要立足中国实践，对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内涵进行改造升级，使其上升为中国声音；又要基于新的普及化实践提炼新的内涵、新的故事，使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国际影响力。

（五）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要矢志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包括两方面内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参与办学、管学与治学的组织及其结构，而治理能力则是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提出的要求。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本质要求。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高等教育必须深刻认识自身价值，明确自身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输送地人才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必须落实立德树人，践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及各类教育统筹协调发展；必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改革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以增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以培养复合型、全面型、专业型人才，加强高等教师队伍建设以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以形成高等教育治理的体系化、法治化，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增强高等教育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

高等教育处于普及化时代，其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也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数量上的增加，也体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提升，高等教育迈向发展新篇章，是“量变”，更是“质变”。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速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既“快”又“短”：“快”是指高等教育高速扩张，高等教育入学规模大幅度增长；“短”则是指由2002年大众化阶段到2019年普及化阶段仅用了17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在进入普及化后速度将趋缓，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础仍十分薄弱，高等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重点，增强高等教育应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至关重要。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和制度供给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支撑与推动力。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我国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突出短板。科学而又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理论与制度是保证和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一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发展制度，政府、企业、高校、专业协会、非营利性组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明确各方职责，统筹协调形成合力。二是强基固本，助力人才培养,发挥高校育人本体功能，为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提供智力支撑，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要素配置模式。三是完善高等教育供给对象多元化，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尤其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象打破年龄的界限, 招生对象不再仅仅是由完成高中学业直接升入大学的学生，而扩大到接受完中等教育的全部应届和往届学生, 以及有自我发展需求的成年人和退休后的老年人。另外，通过制定优质教育制度吸引国际留学生，并积极参与国际生源竞争，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四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增强高等教育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

五、结语

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既包含于高等教育优质化、公平化、终身化、有创新服务能力的教育现代化意蕴之中，同时也对高等教育信息化、国际化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既要着眼于自身普及化发展，也有必要甚至有义务承担起重构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之重任，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智慧，说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本文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所面临的挑战与前瞻时紧紧结合了当下时代大背景，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深刻认识到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重塑调整，大国博弈步入关键期，国际关系竞争与对抗加剧，百年变局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既要立足国内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实际，又要以国际视野审视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和构建更加有效的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本文不足之处在于中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标准基于马丁·特罗的“三阶段理论”，从规模数量上来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是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标志，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一，社会背景不同，该理论是否适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又如何基于中国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实践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并对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理论进行深化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原文刊发于《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十七卷【教育基本理论】专栏，第148—165页，注释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