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加快“双一流”建设的五大突破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在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高等教育是龙头；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双一流”建设是头雁。龙头强则体系壮，头雁健则雁队稳。党的十八大以来，“双一流”建设高校扎根中国大地，紧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趋势，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各项建设与改革任务，取得显著成效。经过多年奋斗，“双一流”建设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加坚定，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增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力军作用更加凸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稳步上升，内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示范带动作用日益彰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高水平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因此，为实现《教育强国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双一流”建设需要实现以下五个“突破”。

一、确立自主科学“双一流”标准

 “双一流”标准（包括指标分类和具体指标）的确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全世界一致确认的科学标准体系。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流大学的判定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如办学历史、学术成就、社会声望、办学实力等。直到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高等教育界和新闻媒体才开始探索评价一流大学的科学指标及相关体系。建设指标及相关体系是以学术成就为导向，还是以社会贡献为基础？是以社会用人单位评价为标准，还是以毕业生就业率为指向？这方面的探索层出不穷。出发点不一样，确立的指标及相关体系就会不一样。比如，从社会第三方评价的探索来看，英国知名教育咨询公司QS发布的世界大学及学科排名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基于为学生选择大学及学科服务，其学生（客户）利益导向型的评价目的性指向非常明确。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世界大学排名更加注重研究环境和质量，它通过细分多达18项的指标来衡量教学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标准，必须建立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大前提。可以参考QS等世界大学及学科评价体系，更应突破其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我们的特色，就是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就“双一流”建设而言，就是既要紧扣一流目标、体现世界水平，更要扎根中国大地、突出中国特色，这是基本原则。建设标准要统筹好“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关系，既说“中国话”，也说“世界语”；既能立足中国国情，又能实现世界一流。具体而言，需要确立三大维度的标准体系。

第一维度是中国特色标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中国特色，要体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着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一流能力和水平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

第二维度是世界一流标准。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标准有不同的指标及相关体系，但经过数十年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与深入讨论，基本共识还是存在的。这些标准包括：学术声誉（包括各大国际权威排名，以高被引论文数量和质量体现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等）；研究能力（包括年度科研经费总额及来源，高水平论文、专利、重大科研项目及奖项，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数量等）；师资力量（拥有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等国际国内重大学术奖项的教师人数，各类院士人数，国际化师资水平和生师比等）；人才培养（生源质量、国际学生比例、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及竞争力、 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等）；社会服务（与企业、政府的合作项目及成果转化能力所体现的产学研合作水平，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贡献等）；国际化水平（国际学生比例及来源国多样性、国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主办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等）；校园设施（实验室、图书馆等硬件水平及校园网络、在线教育资源所体现的信息化水平）；管理水平（筹资能力及资金使用效率及透明度、教学质量保障能力体系等体现的治理水平）；可持续发展（环保措施及可持续发展实践、明确的发展战略与规划等）；社会声誉（社会公众对高校的认可度及校友在社会各领域的成就等）。当然，这些评价标准如何详细分类并给予合适的权重，取决于评价者的价值取向。比如，为使世界各地潜在客户相信其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客观性，QS收集了1 640万份学术论文，获取了15.1万份学术人员和10万份大学毕业生用户的意见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独特的指标体系。其中，学术声誉占比30%，单位教员论文引用数（科研影响力）占比20%，雇主声誉占比15%，生师比占比10%，这四项指标权重最高，合计占比高达75%；其他指标如用以衡量国际化教学水平的国际教师比、反映国际人才吸引力的国际学生比、国际学生国籍地区多元化、毕业生就业质量、国际研究网络（反映大学国际学术合作的活跃度及影响力）、可持续发展水平（大学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等指标各占比5%。就“双一流”建设而言，建立综合性的、世界可比性的、动态调整的标准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维度是分类评价标准。分类建设标准也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原则。综合性大学应有综合性的建设标准，行业或学科特色高校应有特色建设标准，确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世界各大高校排名体系都有利于综合性大学、理工类高等学校，这是造成特色大学都想跻身综合大学，文科艺术类高等学校都想办理工农医类学科，也是造成大学趋同化和学科建设失衡的重要原因。“双一流”建设标准如何做到分类建设分类评价，是在实践中必须实现的重要突破。

二、创新大学治理模式

《教育强国纲要》指出，教育强国建设要“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并且“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双一流”建设必须紧紧结合大学治理模式的突破，强化治理模式现代化对“双一流”建设的支撑。

治理模式的突破对“双一流”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其内涵也较为宽泛。目前应该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院校治理模式的突破。这是治理模式突破的一个难点。其中，如何完善教育管理部门与建设院校的关系；管理部门是否应该根据分类建设的要求，更多地体现宏观决策者、资源分配者、标准制定者、质量监管者的角色，减少过于直接、过于具体、过于细致的行政指令性干预；是否应该合理简化学科设置、项目检查、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权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提供更加能动、更加宽松的环境条件，等等，是在教育强国建设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突破的。

二是完善“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治理的各种关系。这方面的实践性突破也面临各种挑战。例如，怎样切实做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不走样；怎样落实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专家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模式，引导高校形成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如何平衡好建设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国际合作、研究方向等重要学术性事务方面，更好地发挥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作用。特别是要考虑如何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适当精简行政管理人员，适当增加服务辅助人员，在履行职能方面体现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保障教师和研究人员集中精力于教学科研业务上。坦率地说，内部治理结构的突破难度很大。“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瞄准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展趋势，加大院系实体化改革力度，合理推动管理结构扁平化，减少管理层级，赋予院系在人才引进、经费使用、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大自主权。

三是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近些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加大了探索力度，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16年以来，他们培养了全国超过50%的硕士和80%的博士，承担了90%以上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任务，高层次人才培养主体作用显著增强。特别是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交叉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碳储科学与工程、密码科学与技术、生物育种科学等84种新本科专业，促使学科专业设置不断优化。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重点在于如何聚焦全面加强基础学科培养人才，完善“强基”计划和“拔尖”计划，强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科学选拔和贯通培养一体化机制；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消除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痛点、学科与学科间约束的难点、高校与科研机构及企业间的壁垒，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如何瞄准一流标准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质量课程和教材体系，加强不同培养阶段课程和教学的一体化设计，推动高水平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这些都是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突破的关键所在。

三、推进“双一流”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发展

有报告统计，2018—2023年，共有189名青年科学家获得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科学探索奖”，其中176人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人才特区”等倾斜政策，建设高校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2016—2023年，“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多种方式引进包括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茨奖获得者及发达国家院士在内的海外高层次人才2.4万人，其中65%来自建设高校，说明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及相应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各主要领域“有专家、缺大师”问题依然突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顶尖学术大师和一流领军人才与世界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能够担当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攻关重大任务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数量仍远不够，这与我们“双一流”优势学科建设不足有关。2023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我国有1 275人，虽居世界第二位，但仅为美国的47.8%；全球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前10万名学者中，“双一流”建设高校有4 770人，仅占4.77%，说明“双一流”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实现突破任重道远，加大建设力度，实现重点突破，迫在眉睫。

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中国的科学和工程论文产出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根据美国国家 科学 基金会（NSF）的一份报告，中国授予的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数量在2019年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在2021年跃升至世界首位。 此外，2020年，我国在全球前1%高被引论文（衡量高影响力科研的替代指标）中的占比也超过了美国。我国在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而美国在生物学和医学等领域保持领先。中国工程院2021年咨询研究项目“世界顶级工学院建设的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工科毕业生总量超过世界工科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支撑产业升级的人才储备，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明显不足。

优势学科的突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首先，必须看准全球范围内我们优势学科的强项和短板，巩固优势，补足短板。在工程学、化学、材料学等优势学科领域稳住阵脚，巩固基础，争取保持和扩大优势；在生物学、医学、空间科学的弱项领域，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智力引进等各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争取在实现《教育强国纲要》目标任务期间有显著突破。其次，要重视构建优势学科生态群落，推动优势学科建设战略聚焦与动态调整，建立学科预警与退出机制，创新学科交叉枢纽，探索建立实体化交叉平台。要探索实践人才制度革命性创新，深化长聘预聘制改革，改革学科评价体系，坚持学术质量优先，推行代表作制度，弱化论文数量考核，引入国际同行评议机制，推行分类分层评价，推动优势基础学科加重原创理论突破，应用学科加重产业转化价值。

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由于受“五唯”倾向的影响，我国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痛点。在“双一流”建设中，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突破应当是一个重点。有相关调研报告指出，在建设高等院校基础科学原始创新研究方面，学术前沿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动力不够足，实力不够强，建设高校产出的“从0到1”重大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仍然较为匮乏。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小课题、软任务、太分散”等问题，集中力量做大课题、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有待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够有力，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模式机制亟须探索完善。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科技创新关注问题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成果转化效能仍显不足。当前，我国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6%，与美国高校50%的转化率水平差距较大。

提高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首先，需要从政策机制、资源配置、校企协同、市场导向等多维度综合推进。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和突破的问题包括：如何继续探索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制度设计，以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归属，推动高校知识产权所有权改革，允许“混合所有制”或赋予科研人员部分所有权，激发科研人员转化动力；如何优化学术考核评价体系，以推动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纳入高校和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与职称评定、经费支持挂钩，减少“唯论文、唯项目”倾向；如何加大激励措施，合理量化横向课题等技术开发、专利商业化等的实际贡献，通过强化利益分配机制，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如科研团队占比不低于60%），通过股权激励、技术入股等方式实现长期绑定。

其次，要推动构建专业化转化平台。这方面需要突破的领域也很多，包括如何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机构（如TTO）和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在这些专业化机构中加强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如懂技术、法律、市场的复合型人才），负责成果筛选、专利布局、商业对接，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转化服务；如何建设和完善中试平台与孵化平台，推动政府、高校、企业联合投资建设公共中试基地，解决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工程化难题；如何鼓励高校自建或合作建立科技孵化器并提供资金、场地、产业链资源支持；如何依托大学科技园、创新港等载体打造区域性创新生态，形成“高校—企业—资本”协同网络，促进技术、人才、资本高效对接，等等。  

再次，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要强化需求导向的科研模式，推动企业“出题”、高校“解题”，通过联合实验室、产业研究院等形式，从源头对接市场需求，鼓励高校科研团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同时，要继续探索强化金融与资本对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通过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政府联合社会资本成立“高校成果转化基金”，重点支持早期高风险项目，探索“投贷联动”模式，提供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此外，还要继续探索引入市场化资本，鼓励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参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市场化机制筛选高潜力项目，推动高校科技成果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技术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扩大资本，同时探索完善退出机制，支持高校衍生企业通过科创板、创业板上市，或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资本退出。

五、完善投入机制和资源配置

《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确定并适时提高相关拨款标准和投入水平，逐步提高预算内投资用于教育的比重，优化完善教育领域相关转移支付，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4%。

 “双一流”建设如何完善投入机制和资源配置方面的突破，确保“双一流”建设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关系到最终“双一流”建设能否实现《教育强国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需要引起特别重视。有调研报告指出，2016年以来，中央财政高度重视“双一流”建设，累计投入“双一流”建设各项资金1667亿元（其中中央高校1 580亿元、地方高校87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项投入470亿元，地方财政累计投入1930亿元。总体上看，已经逐步建立高等学校、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格局。2022年，“双一流”建设财政性经费占比56%，企业等社会投入占比10%、学校自筹经费占比34%。

不容否认的是，“双一流”建设目前存在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近年来，新冠感染、经济形势等多重困难挑战交织叠加，政府资源供给与学校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仍较突出。中央财政持续稳定支持仍显不足，2021—2023年，安排预算144亿、159亿、164亿元，虽保持回升态势，但还未恢复至2019年205亿元的水平。部分地方财政对建设高校的支持力不从心，有些省份未能达到按照与中央专项经费1：1的比例投入配套资金，2022年，有24所建设高校得到的地方财政投入均不足2 000万元。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是，部分建设高校建设资金对财政性投入依赖程度过高，通过企业、市场筹资能力不足，资源筹措渠道狭窄，对“双一流”建设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投入机制和资源配置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范围，以推进“双一流”建设领域的教育公平。受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因素影响，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确实存在较大差距。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共覆盖147所建设高校的527个建设学科（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主确定的建设学科94个）。从规模总量上看，建设高校数量仅占全国3 074所高等院校的4.78%；从地区分布上看，44%的建设高校和56%的建设学科集中在北京、江苏、上海三地，而11个省份仅有1所建设高校、9个省份仅有一个建设学科，并且这些省份基本都位于中西部地区。适度扩大中西部地区“双一流”建设范围，突出中国特色、地域特色、学科特色，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和共同富裕，但同时也要避免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重申报、轻建设”，“重名誉、轻投入”及“重财政投入、轻社会融资”等现象，真正实现“双一流”建设投入机制和资源配置质的突破。

总之，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高等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系统分析我国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地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

（来源：教育研究微刊 202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