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祥：关于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的若干思考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进入阶段性、结构性、体制性调整的关键时期，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对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对浙江实现“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也至关重要。
一、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全球化逐渐逆转，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严峻。
一是全球化正在逆转。美国在挑起中美贸易战的基础 上，对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征关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分割国际市场的区域性关系协定不断增加，推动全球化的基本机制——WTO机制受阻瘫痪，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二是多极化正在形成。美国一强独霸的地位不复存在，俄罗斯欲通过俄乌战争强化自己的国际地位，欧盟被迫加快独立自主，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推动“东升西降”，世界多极化正在形成。三是中美博弈正在加剧。美国继续加快全球化战略重心调整，千方百计推进亚太战略，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和基本国策，中美 博弈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今世界，旧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已经打破，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尚未建立。如此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的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这是以前的五年规划所未有的。这充分彰显了“十五五”规划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十五五”规划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依托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在供给、需求两侧协同发力，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又牢牢把住扩大内需持续发力，推动消费升级；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辅相成，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
二、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和必须面对的严重挑战
未来五年或十年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主要包括：
以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技术迅猛发展，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学习、就业、社交、医疗、管理等模式，进而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颠覆性变化。必须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创新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全靠市场化改革先行而造就的民营经济先发优势，市场机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阳光雨露。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要抓住这个机遇，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使之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我国新时期将以弓箭型发展态势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是“弓”，强化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是“箭”，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就是“张弓搭箭”。浙江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进一步发挥挑大梁的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WTO停摆、全球化进程逆转和美国针对中国采取脱钩断链、封锁打压下，我国外贸外经陷入新的困境，改革开放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扩大内需，扩大制度型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要抓住这个机遇，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和深水港优势，加快建设双循环战略枢纽。发挥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和数字经济先发优势，积极拓展国内大市场，在扩大内需中走在前列，更加稳健地“走出去”，在外贸外经上取得新突破。
在把握机遇的同时，浙江也必须面对多重挑战：
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自从奥巴马执政时确定回归亚太战略，美国就把中国列为首位竞争对手。特朗普1.0时，中美贸易战开打；拜登执政时经济上脱钩断链、科技上小院高墙；特朗普2.0时，中美战略博弈将更加激烈。浙江作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未来五年在外贸出口、数字经济和“走出去”方面均将面临严重挑战。
增速放缓与结构性失衡。GDP增速放缓不仅是周期性波动，更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体现。投资依赖症未解，消费引擎乏力。我国2023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仍高达4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7.2%，且城乡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1.8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2010年的3.0%降到2023年的1.8%，表明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系统性风险的传导与扩散。长期积累而成的经济社会风险因素必须正确应对。2023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8%，商品房销售面积下滑18.3%。恒大、碧桂园等头部企业债务违约规模超2万亿元，导致全行业崩塌的连锁反应，全国超60个城市出现“烂尾楼”维权潮，拖累钢铁、家电等行业产值下降5%-15%。2023年土地出让率同比减少23%，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突破120%警戒线，土地财政模式的终结，倒逼地方转向产业税收模式，但短期内难以填补财政缺口。16-24岁青年失业率峰值达21.3%，实际隐性失业可能更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正面临重构。
“未富先老”和人口负增长。2023年来，60岁及以上人口2.96亿，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6亿，占全国人口的15.4%，表明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同时，2022年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为负1.48‰，两年分别净减少85万人和208万人。浙江2023年人口首次负增长（负0.86‰），由于外来人口增加，常住人口增加了50万 人。“未富先老”和人口负增长所造成的人口结构变化，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对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出行、家庭和消费等领域的冲击将是长期的。
三、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两个先行”
我国的五年规划遵循连环递进“一张蓝图绘到底”原则。因此，编制“十五五”规划要扎实做好“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评估，在总结经验教训、分析优势和短板的基础上进一步谋划。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的特点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的“两个先行”为发展目标，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中国式现代化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由于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是包含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中的，因此，2030年是浙江“两个先行”的时间点（比全国提前5年）。所以，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必须把基本实现省域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总目标，这是与其他省市“十五五”规划所不同的。浙江要认真研究并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指导和协调省、市、县（市）三级确定“十五五”规划的指标体系。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确定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时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对各方面的目标任务，要深入分析论证，确保科学精准、能够如期实现。要统筹谋划，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注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与整体目标保持取向一致性。
浙江要在2030年基本实现省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上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的实践过程来看，坚定不移地把“做大蛋糕”放在首位，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农民增收和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是成功的经验。从现实基础看，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省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国际国内比较分析》报告，2024年，浙江与江苏、广东、山东、北京、上海和全国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数比较，经济发展指数浙江为24.13，高于山东5.25点，但低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其中，人均GDP浙江为135565元，分别是广东、山东的1.22、1.39倍，为北京、上海、江苏的59.4%、62.4%、84.4%；全员劳动生产率浙江为22.9万元/人，高于广东（19.4）、山东（17.2），但远低于北京（38.7）、上海（35.1）、江苏（26.6）；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浙江为3.2%，高于山东，低于江苏（超过3.3%），更低于2023年的广东（3.5%）、北京（6.7%）、上海（4.3%）；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浙江为17.2%，高于山东（10%），但远低于广东（32.0%）。
因此，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重中之重。要认真研究和梳理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短板，针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谋划破解之道。“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千万不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过早地去做分蛋糕和缩小“三大差距”的事。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主要目标，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扩大内需、扩大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四、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以人工智能（AI）和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引发的，与传统生产力有本质不同的新的生产力。由于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科技成果在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对生产力三要素产生了根本性变革，劳动者和生产工具均被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取代，生产资料绝大多数被人工合成材料替代。从而导致生产力中劳动者的作用日渐式微，劳动者的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地被排除出生产力。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也将因此而被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取代。只有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才能不断塑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浙江要锚定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总目标，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加快形成产业集群；又要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要把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作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借助“杭州六小龙”的先发优势，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把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络新能源汽车、各类中低空无人机、智能医疗设备、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扩大5G规模化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把杭州数字经济“盆景”变成浙江数字经济“风景”。传统产业并不都是夕阳产业，传统产业中有许多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如钢铁、纺织、建筑、食品等等是永远不会消亡的。但是，其必须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提高产品质量和性价比，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力，全面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最佳路径就是“前沿科技+”和“数字化+”。要坚持应用导向、博采众长、集成创新、强化优势的方针，从企业的产业特性和产品功能出发，尽可能叠加前沿科技成果，不断提高产品性能、质量和效率降低产品成本、能耗和污染，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而让企业不断获取“科技红利”（超额利润）和“管理红利”（相对利润），永远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
五、加强与上海合作，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沿海中部和长江流域的“T”型结合部，东临太平洋，西接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区域内外交通便利，紧邻国际航运战略通道，具有深化国内外区域合作、加快开发开放的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快长江经济带上“一 带 一路” 战略支点建设，要增强长江经济带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新时期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战略高度，把打造国家“双循环”战略枢纽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首要任务。
应进一步加强浙沪合作，打造国家“双循环”战略枢纽。上海是国家大都市，是长三角的龙头与核心。上海五个国际中心的定位，使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资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浙江紧邻上海，且具有深水岸线和港口资源优势，应进一步加强与上海的合作，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基础上，以浙沪合作推进洋山港区开发建设为契机，统筹推进上海自贸区、浙江自贸区和舟山群岛新区提升发展，共同向国家争取设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自由贸易港，并把它打造成国家“双循环”战略枢纽。自由贸易港可从洋山港区和衢山港区起步，以集装箱和大宗商品集疏运为主，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体系，作为国家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同时，与舟山群岛新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扩大海进江、江入海直航运输，强化长江经济带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强支撑，也是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落实国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以国企民企市场平等为切入点，推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改革。在完善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平竞争审查和数字经济平台竞争监管制度，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资源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以土地、金融为突破口，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全力推进竞争有序、流动顺畅、配置高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力争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能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要以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着力点，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围绕优化创新环境、强化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抓手，把长三角区域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六、挖掘海洋经济潜力，高质量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前瞻性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并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亲自擘画海洋经济强省的宏伟蓝图。此后，浙江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开放水平实现大幅跃升。但是，对标广东、山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大省，浙江海洋经济对全省经济的拉动力不够强，在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科研教育和海洋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差距正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如果按浙江“十五五”规划GDP年均增速 5%测算（浙江“十四五”规划为5.5%以上），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2023年浙江为13.6%，福建为21.7%），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可达2.46万亿元，拉动“十五五”时期全省GDP年均增加2.1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规模可以超过福建，甚至有可能超过山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天地在海上，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十五五”时期，浙江要把高质量推进海洋强省建设作为战略重点，抓创新、强优势、争前列，力争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元，在全国沿海省份中再上一位。
要建设国际强港，打造国家“双循环”战略枢纽。深水岸线和港口是浙江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要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署要求，在加强与上海的合作中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和设立自由贸易港为目标打造国家“双循环”战略枢纽。
要推进甬舟一体化，强化海洋经济核心区建设。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是国家战略举措，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核心区域和发展龙头是宁波市和舟山市。推进甬舟一体化，不但对落实国家战略举措至关重要，而且对深化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是关系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推进甬舟一体化，要坚持宁波引领、舟山融入，不搞甬舟“双城记”；要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宁波舟山港和宁波都市区作为推进一体化的重中之重；要继续破解宁波舟山港体制机制障碍，调整宁波计划单列市体制，进一步提高宁波市财政上交省财政的比例，省政府和各部门也要加大对宁波市各领域工作的支持。
要培育和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从浙江省情出发，聚焦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和数字化、智能化，围绕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大力发展现代海洋产业，重点是核电、临港石化、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产业。加快培育发展海洋新兴产业，重点是海上风电、海水淡化、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现代港航物流、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子信息等。谋划布局海洋未来产业，重点是海洋氢能、海洋大数据、海洋碳汇等。提升改造海洋传统产业，重点是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远洋渔业和海外渔业基地；围绕打造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突出“海天佛国”“福如东海”等海洋文化优势，推动全省滨海旅游景观串珠成链，培育发展东海文旅精品。
此外，还要加强海洋科技、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海洋经济大平台提级赋能。以及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七、聚焦共同富裕，强化民生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其目标是造福人民，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定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推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推动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和稳定就业，统筹好新技术应用和岗位转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制造业、服务业紧缺技能人才供给。
以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为导向，加快推进教育、医疗、住房和育幼养老改革。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实施全国统一的高考政策，提升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独生子女父母提供养老金补贴和住院护理费补贴。建立国家住房兜底 制度，提供政府保障房，高端商品房交由市场决定，并征收房产税。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高水平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统筹实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基于户籍的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加大县级财政改革，创新省直管县体制。提升县级财政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农村“三块地改革”为重点，破除制约城乡区域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山海协作+飞地经济”模式，健全“一县一策”推动山区、海岛共同富裕。
以强化再分配功能为牵引，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再分配要加大税收、社保、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调节力度，提高调节的有效性和精准度。按照“扩中、提低、调高、禁非”导向，重点探索“扩中提低”有效路径和专项政策，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加快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同时开征遗产税、离境税，逐步增加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
（来源：《浙江经济》2025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