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于吉红：深化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战略取向与实践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与“先手棋”，其根本支撑在于形成一支数量充足、师德高尚、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教师培养作为源头环节，直接决定着教师队伍建设的质量与后劲，必须置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突出位置。
教师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四个维度进行整体性构建。其中，“制度”是涵盖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则的根本规范；“体系”是覆盖不同学段与培养阶段的完整育人链条；“体制”界定了高校、政府与中小学等多元主体间的权责关系与运行方式；“机制”则是在制度与体制框架下形成的具体执行模式与运行逻辑，通过招生选拔、协同育人、激励保障等机制环节，确保教育效能落地生根[1]。在这一结构中，教师培养机制占据枢纽位置，在教育强国战略中承接着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愿景与人才质量，是将顶层设计与政策意图转化为教师队伍实际建设成效的“操作系统”，其效能直接影响教师培养的质量、效率与公平，也是各类承担教师教育职责的院校履行育人使命的关键所在。师范院校和高水平综合大学作为教师教育院校，在这一机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承担着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提升教师培养质量的战略任务。
进入新时代，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推进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关键在于把握核心环节、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结构性突破。结合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与教师教育院校的使命担当，深化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应聚焦五个维度：招生选拔、协同育人、实践循证、资源投入、支持保障。这些改革既是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变革与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的直接抓手，也是落实教师培养机制改革战略取向与实践路径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明确师范院校与高水平综合大学作为教师教育院校在教师培养中的定位及其协作关系；另一方面，要确保通过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将战略目标转化为稳定长效的育人成果。通过加快教师培养机制的系统化改革，切实推动教师队伍建设与教育强国建设协同共进、行稳致远。
一、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时代要求
在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已成为关乎国家教育现代化全局的基础性工程。新时代的发展情境呈现出多重叠加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教育强国建设对教师队伍的数量与质量、结构与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其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教师专业成长的环境与逻辑；其三，教育家精神呼唤将教育理想、人格塑造与价值引领等教师专业的核心元素置于教师培养的首要位置。这三重背景共同构成了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时代要求，并为后续改革确立了战略方向与价值基调。
1.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教师培养转型升级
伴随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被提升到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其质量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教师教育院校作为教师培养的重要阵地，正面临角色重塑的历史契机。新时代不仅要求其继续承担教师培养的主体责任，更要求通过培养机制创新实现教师培养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围绕教师专业素养、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进行系统重构。这不仅源于教育强国建设对高素质教师队伍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社会转型、人才结构调整和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新要求。教师培养机制不仅要精准回应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需求，还要发挥推动教师队伍建设转型升级的关键杠杆作用，促进资源优化，变革育人过程，提升培养效能。这一要求为教师培养机制改革明确了主导力量与推进逻辑。
2. 人工智能时代赋能教师培养生态重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教育、跨学科融合等技术与理念持续演进，正在推动教育生态发生深刻变革。本质上，这是智能技术对传统教学形态的系统性重构，既改变了知识供给的模式与效率，也对教师核心专业能力提出迭代要求。在人机协同的教育新场景中，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传统角色功能被大幅削弱，其专业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引导深度学习、激发创新思维与培育综合素养上。教师教育院校须更新教师专业能力培养体系，实现从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向以促进综合素养发展为重转型。与这一转型需求并行的，是基础教育对高学历、复合型、创新型教师的需求持续增长。然而，当前教师教育院校在高层次师资培养路径、组织方式与结构设计上仍存在制度障碍，学科壁垒、课程固化等与教育前沿的现实需求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供需不匹配、培养滞后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这种由技术所催生的结构性矛盾，构成了当前教师培养机制改革所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与时代动因。
3. 教育家精神呼唤教师培养育人逻辑重塑
新时代对“大先生”“引路人”的强调，使“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成为教师培养价值重构的核心指引，让“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成为教师培养的重要目标。这不仅是道德倡议，更是对教师专业职能与社会角色的根本性再定义——教师的核心价值应体现在对学生人格塑造与价值建构的深度影响上。由此，重塑教师培养的育人逻辑成为必然。教师培养不仅要“教知识”，更要“育人心”，并从根本上确立“育人”对“教书”的基础性与统领性地位。在这一逻辑中，知识传授是实现育人的载体，而人格与价值观的培育是教育的最终归宿。要使这种育人逻辑转化为教育实践常态，亟待通过教师培养机制改革，将教育理想、人格塑造与价值引领有机嵌入和贯穿教师培养全过程，从理念倡导上升为系统化、可操作的机制安排。
二、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战略取向
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阶段，深化教师培养机制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提升教育质量的核心任务，也是应对科技变革与社会转型的战略举措。面对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结构性与机制性短板，改革应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多方资源，推动培养体系从封闭分割走向开放协同，加快建设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多类型高校协同育师的新格局。
1.强化师范院校在教师培养中的主体地位
回望历史，师范教育在我国已有120余年发展历程。自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办以来，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府便在教师培养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我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制度策源地。在现实层面，师范院校在教育学科建设、育人经验积累、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形成了系统优势，并在面向教育公平与拔尖创新的师资培养、师德涵养体系建设、机制性改革平台搭建等方面不断先行先试。作为我国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北京师范大学构建了面向不同区域与人才类型的双向机制设计，依托贯通本硕博的人才培养体系与多学科协同平台，推动教育理念、课程设计与实践模式的深度联动，以“优师计划”为基石筑牢教育公平发展根基，以“卓师计划”为引擎构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高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师范院校建设，全面提升师范教育水平”。进入新时代，教育现代化、科技变革与社会转型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师范院校不仅要坚守“师范性”的价值底色，更要将其升华为“师范使命”的战略担当，由教育系统内部改革的响应者转变为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主动设计者。面向未来，师范院校应在机制改革中凸显“主导者、整合者、引领者”的三重角色：一是构建国家级教师教育改革平台，打通部属高校、地方院校与中小学、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通道；二是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整合教师教育相关资源，形成机制一体、运转高效的教师教育组织体系；三是输出标准与模式，为全国教师教育提供改革样板、培训平台和研究成果，服务新时代教师教育质量的整体跃升。
2.推动更多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培养
新时代教师培养对复合型、跨界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单纯依靠师范院校推动改革已难以满足教育现代化的系统性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与教育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不足的突出问题[2]。高水平综合大学依托雄厚的学科基础、强大的科研平台和先进的教育技术能力，在跨学科整合、科研能力提升、全球学术资源引入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为教师培养提供持续的知识更新、跨界的学术支撑和范式转化动力，应从“边缘参与者”转型为教师培养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积极探索跨学科的教师教育模式，但综合大学在实质性参与中仍面临教师培养重视度不高、教育资源供给缺乏稳定性、机制保障不健全等制约因素。未来，高水平综合大学应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变革，明确在我国教师培养中的重要责任，加强教育部、高校和地方政策协同，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健全规章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强化教育学科建设，补充面向基础教育的专业师资；探索“教育学+X”跨学科培养模式，与师范院校设立联合培养计划、共建课程体系与双导师机制，推动优质学科资源与教师培养体系深度融合，实现教育内容与科技前沿、社会需求的动态对接，拓展教师培养的知识边界与创新高度。
3.构建师范院校与高水平综合大学协同育师新格局
中国教师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的协同格局，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综合大学的单一路径，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3]。新时代教师培养机制改革，不应是单一高校体系的自我革新，而应是在高水平师范院校引领下，与综合大学形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格局，通过机制创新推动教师培养体系整体跃升。通过构建区域或国家级教师培养协同育师机制，建立共同标准、联合课程、双向实践和多元评价机制，将“强教育”与“强学科”有机融合，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
师范院校和高水平综合大学协同育师的核心在于发挥双方优势。一方面，师范院校应提供教育理念、课程框架和育人经验，深化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揭示教书育人和学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以高质量科研成果破解难题、引领创新。另一方面，综合大学应贡献学科深度、科研平台和技术支持，推动教师培养从“学科专业化”向“跨界整合化”转型，推动双方在课程建设、双导师指导、科研协作等方面建立稳定机制，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提升教师教育技术素养与跨界能力，为未来教师提供更为多元、前沿的发展路径。
为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确保协同机制落地，应强化资源共享与标准共建。鼓励高水平综合大学深度参与教师教育，拓宽师资培养渠道，推动建立双学位、跨校联合培养和学分互认制度，增强体系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建设共育平台，师范院校提供教师教育课程、师资与附属学校等实践资源，综合大学发挥工程、理学等优势学科及科教融合资源，推动课程互选、师资共享、人才共培和实验教学资源共建共用；加快制定体现“四有”好老师培养目标的教师培养标准，在统一框架下实现多主体有效联动，形成多校协同、多元共育、面向未来的教师教育共同体。
三、教师培养机制改革的实践路径
在教育强国建设和人工智能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重塑教师培养育人逻辑，亟需在招生选拔、协同育人、实践循证、资源投入、支持保障等方面，加快教师培养机制改革。
1.构建“优中选优、志趣导向”的招生选拔机制
师范生的招生选拔是开启教师培养、育人育师的首要环节，优化教师培养机制亟待建立“优中选优、志趣导向”的招生选拔机制。“优中选优”是指在招生过程中实行提前批招生，着力选拔未来旨在从事教师职业的优秀师范生。“志趣导向”是一种将个人兴趣与长远志向深度融合的意识决策框架。师范院校和高水平综合大学要依据一定的选拔标准和科学测试选拔出今后有志趣从教的学生。
一方面，发挥师范院校为主导的师范生选育功能，师范院校应发挥机制引领优势，将教育强国战略要求与教育家精神导向转化为招生机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通过“志愿承诺—素养考核—二次遴选”等机制重构，确立师范院校在教师人才甄选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借助高水平综合大学的“旋转门”机制，将有从教潜质的学生吸纳、转入教师培养体系。高水平综合大学基于生源基础与学科多样性，设计跨校转段机制，吸收具有教育潜质和明确兴趣的学生有序转入教师培养体系，在源头上提升生源质量与职业认同。
2.建立“跨界协同、统筹推进”的协同育人机制
培育“大国良师”是教师培养单位的核心责任和关键使命。跨界协同既是师范院校、高水平综合大学、各级教师发展中心等单位部门的协同，又是同一院校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依托师范院校的组织牵引力、高水平综合大学的学科支撑力和教师专业发展中心的实践导向力，积极共建“高素质平台+高学术平台”，形成系统性的“跨界协同、统筹推进”的协同育师机制。通过跨类型、跨学科的跨界协同机制，实现教育组织力与学科学术力的深度融合，形成协同育人的整体效应，以提升教师培养质量与专业素养。尤其是师范院校，要逐步建立以人文学科、基础理学和教育学科群为支撑，多学科群深度参与的学科协同育人机制。
统筹推进建立师范院校、高水平综合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共建卓越教师培养平台，将参与教师教育的不同院校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资源整合应涵盖课程共建、双导师制度、教学资源共享、教育实践资源共创等关键环节，进行整体规划。协调各方资源，分步骤有序实施，确保协同育师各环节高效衔接、系统推进。师范院校发挥教师教育课程、师资、附属学校等自身优势，高水平综合大学发挥工程学科、实验理学学科优势和科教融合资源禀赋，推动课程互选、师资共享、人才共培、工程类教育中心共建共用等；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发挥实践育人功能，协调师范生教育实习深入扎实推进，提升未来教师科学素养和教书育人水平。正如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教师职业教育”贯穿全学段的“三维度、一体化”创新培养模式，旨在探索创新型卓越教师培养体系。
与此同时，鼓励和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设立教师教育学院，举办师范教育专业，引导高水平综合大学向“共育主体”转变。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教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互补优势，实现教师培养体系从单一向复合转型，推动高水平综合大学更多参与教师培养。
3.打造“融合创新、AI赋能”的循证实践机制
实践育师是教师培养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验证和检验教师培养质量以及师范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系统构建和打造“融合创新、AI赋能”循证实践育人机制，无疑有助于实践育师效能的显著提升。
一是师范院校联合高水平综合大学共建基于人工智能、数据驱动与伦理规范的教师培养实践创新平台。以AI技术为支撑，基于教育实践数据，融入伦理准则优化实践培养过程，构建智能化、个性化且符合道德规范的教师培养实践创新平台。二是师范院校、高水平综合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中心联合建立“见习—研习—思习—创习”一体化完整的实践育人链条。以提升师范生综合育人实践能力为重点，积极利用和善用AI赋能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聚焦培育人机协同能力、教学创新力与数据反思力等，系统建立融知识、能力与素质为一体的过程性实践能力考核体系，重点考核师范生的基础知识、实践教学操作、分析和解决教书育人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依托教育技术学科优势，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示范工程，深化传统教学手段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为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赋能。三是建立系统循证式实践育人成效考核机制。通过结构化、多维度的方法，基于实证数据与科学证据，全面评估实践育人的实际成效。具体而言，构建包含教育实践目标设定、过程跟踪、结果验证的闭环体系，以验证育人模式是否有效提升师范生实践能力，不断实现“评估—反馈—改进”的动态循环。四是鼓励综合大学发挥自身学科、平台资源优势。支持综合大学参与教育实验机制设计与教育实践技术场景搭建，在机制共建中拓展教育实践的内容边界与方法路径，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复合型教育实践模式，以达到有机协同提升实践育师效能的目标。
4.完善“统筹保障、结构优化”的资源投入机制
教师培养投入多少钱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钱投向哪”“怎么统筹”“如何共建共享”。北京师范大学在实践中形成了“目标锁定+链条覆盖+校地共担”的配置思路。一是围绕县域优质师资供给，把资金与任务绑定到位。依托“优师计划”，学校在中央与地方支持之外，自筹经费超过亿元，用于激励与支持毕业生扎根中西部基层。目前，学校已录取“优师计划”学生数千人、覆盖二十余个中西部省份，并对履约任教的“启航计划”毕业生予以奖励，形成“招生—培养—输送—职后”贯通的投入闭环。二是以专项治理带动结构优化，依据《师范专业建设质量提升专项管理办法》，连续六年共投入数千万元，叠加“四门教师素养类通识必修课”、进阶型实践体系等项目群，着重提升质量，避免碎片化“撒胡椒面”。三是以平台建设提升投入的复用度。以“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改革专项“1228计划”统筹课程、教材、团队与课程群建设，建设教学实验室与实践平台，降低重复建设，提高共享效率。
5.构建“纵贯成长、多维激励”的专业发展机制
教师培养机制改革不仅要解决“入口选拔”“过程培养”和“岗位准入”的师范生质量“全链条”保障问题，还要构建覆盖教师职业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确保师范生成长为高素质教师，并在职后持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把支持体系前移、后延：在“优师计划”中，将履约任教毕业生全员纳入“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提供由“校友指导、集中培训、成长工作室”等十大举措构成的系统化跟踪帮扶体系，实现从在校到入职到提升的无缝衔接，解决“培养—入职”割裂问题；在“卓师计划”中，围绕拔尖创新型师资的长周期成长，采用本博贯通与长周期、动态进出的遴选体系，并通过“通识—学科—职业”融通的方案与跨界导师团队参与培养，形成“遴选—培养—实践”的纵深支持框架；与此同时，学校以全球教师发展学院为开放枢纽，通过分中心网络和国际研修活动，为青年与在职教师提供跨区域、跨文化的进阶研修通道，使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保障扩展到“国内—国际”的广域空间。
展望未来，师范院校与高水平综合大学将形成稳定的教师培养共同体：以教师培养机制重构为核心任务，以资源共建共享为基础依托，以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为最终目标，在招生、培养、实践、评价、发展各环节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能造就一支践行“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能够引领未来教育的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人才队伍和持续的创新动力。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