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陈琼琼：新型研究型大学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践探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挥着重要战略引领作用。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的新兴力量，是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基于本土实践提出的创新概念，这类大学具有小而精、体制机制灵活、起点高、发展速度快等鲜明特征。建设和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我国改变传统办学模式、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探索，也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实践。

目前，学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逻辑、内涵特征、可持续发展等展开了诸多讨论，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拓宽大学组织边界，深度融入国家和区域创新生态体系，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然而，已有文献大多围绕在“应然”阶段——“干什么”，鲜有研究从“实然”的角度——“怎么干”，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创新实践进行分析。鉴于此，本文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为案例，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论视角，以协同创新为切入点，从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和机制协同三个层面，深度剖析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基于自身办学特色，融合区域资源禀赋，通过协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理论（略）

战略协同：紧密对接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深度融合首先需要战略协同。战略协同主要指通过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推动不同创新主体在发展目标、价值观念上的协同。南科大作为一所承担改革使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其“双一流”建设中将办学发展与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发展高度统一起来，充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要素，提出了“国家部署支撑发展战略” “校企融合创新发展战略” “跨境科教协同发展战略” 三项战略，使大学的目标、定位、战略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

1.面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布局“国家部署支撑发展战略”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国家急需领域进行科技攻关，从源头和底层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担当。南科大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提出了“国家部署支撑发展战略”，以构筑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和汇聚卓越人才队伍为重要依托，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根据国家和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立足优势学科，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牵头建设自由电子激光、材料基因组等大科学装置，通过有组织重大科技攻关，汇聚高层次人才，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围绕“四个面向”，布局建设一批由战略科学家牵头的校级实体研究院，精准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强化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

2.面向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布局“校企融合创新发展战略”

以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导向，通过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耦合，实现学科结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区域重点产业的动态适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引领和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南科大结合区域战略产业布局，提出了“校企融合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与企业共建实体教育科研机构、共引共育高层次科技人才、共创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等，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协同发展融合体。区别于传统的线性技术转移模式，校企融合创新更强调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双向交互与价值共创。南科大聚焦深圳“20+8”产业集群，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半导体学院）、深港微电子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将关键行业人才培养与技术攻关紧密结合，形成新型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强化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搭建校企联合研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平台，加快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与各地政府分领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产业升级、成果就地转化、人才当地就业，充分发挥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中的引擎作用。

3.面向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跨境科教协同发展战略”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主动“跨”出去，在全球格局中主动谋发展，在开放与合作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重要策略。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大学从过去的单向度“人员流动”升级为以“教育科技合作”为引擎的系统性开放，通过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和整合全球资源，实现从被动融入向主动引领的转变。南科大充分发挥其“立足深圳、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提出了“跨境科教协同发展战略”，深化跨境国际科教合作，形成“以科教协同为纽带、以人才流动为支撑”的国际化发展新路径。以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建设为标杆，深度整合大湾区的一流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立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通过共建实验室、 共享科研设施、 共聘研究人员、共同培养研究生等方式， 探索“一国两制”下跨境科教融合发展的新范式。借助大湾区的国际化优势，深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高质量国际合作汇聚全球人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专门人才，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和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

组织协同：构建开放融合的创新平台网络

组织协同体现在不同主体间实质性的整合和互动，其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能高效整合人才、科研、教育等创新资源，突破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促进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最为直接。南科大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产业发展需求，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前沿基础研究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个维度搭建了一批科技创新平台，通过构建实体化的协同网络，促进学科、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

1.“新型研究型大学+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研发平台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研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战略性、前沿性的科技创新平台，大科学装置具有强大的人才集聚和培养能力，是融合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由南科大牵头建设的自由电子激光大科学装置，建成后将为物理、化学、光学、半导体材料等多学科领域和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自由电子激光大科学装置实行政府指导、高校牵头建设的多元参与协同模式。深圳市成立了先进光源研究院，承担自由电子激光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营任务。研究院的建立，有助于高效整合政产学研多方资源，统筹调配人才、资金、设备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南科大作为牵头建设方，整合全球顶尖科研团队，负责大科学装置的设计、建设与学术应用，并在校内建设先进光源科学中心对接大科学装置建设，同步开展学生培养、科技攻关、高层次人才吸纳等工作，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及未来的运转提前部署，使其建成后可以快速发挥人才聚集、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等方面的作用。

2.“新型研究型大学+龙头企业”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平台

校企融合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世界经验。“卡脖子”问题及技术，往往在市场与产业发展中最先显现。针对我国在半导体领域关键技术难题，南科大与企业共建半导体学院，这是专门在半导体特定领域设立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该学院从管理架构、研发模式到人才培养都体现了协同理念。依托联合工作机制，双方从建设初期就对技术切入点及近、中、远技术路线布局达成共识，并按“学”和“研”的分工紧密配合。在研发模式上，以半导体领域产业共性技术为研究方向，通过共享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共担研发费用和风险等方式，协同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在人才培养上，成立由产学专家组成的培养工作组，专项设计覆盖半导体全产业链的课程体系，提升实践教学比例。构建“学术导师+产业导师”双指导体系，企业工程师和专家参与关键学科的教学，打通教室、实验室和产业之间的壁垒，推动知识、人员等在高校和产业之间的双向流动。

3.“新型研究型大学+全球创新要素”基础学科研究平台

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一个研究团队、一所高校、一个地区的能力。对前沿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关，需要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组织地开展研究，需要多个研究单位合作完成。南科大聚焦量子科学前沿领域，聚集大湾区三地的教育、人才、产业资源，牵头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按照区域协同的理念，探索“一国两制”下的科教创新发展新模式。协同创新是量子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该中心立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合大湾区内一流大学、科研机构、重点企业，通过跨境人员流动、科研设备共享、跨境政策融通等整合粤港澳三地科技力量，共同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治理模式上，中心设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产业界代表组成，确保各方充分参与。在组织架构上，采用“1+N”模式，以深圳为主中心，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作为共建单位，建设N个网络化研究和教育平台，采用开放式、分散型运作方式，以开放包容的机制促进科技力量深入互动。

机制协同：激发形成创新合力的制度保障

机制协同指不同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动力系统、运行规则及协作程序的总和。由于不同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协同创新需要系统的制度安排，以确保资源整合、目标一致和可持续发展。南科大在与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构建高效协同机制，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良性循环与倍增效应。

1.构建多元治理协同机制

实现多元共治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表现。南科大在创建之初就被赋予了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使命。深圳市政府为南科大探索多元治理模式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深圳市政府在2011年颁布了《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国内第一部针对单一大学的法规。根据《办法》，南科大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成员涵盖政府、高校、产业、社会等各方代表，在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桥梁，实现了以政府为主体，企业、社会等多方参与办学的多元治理模式。《办法》明确南科大按照法定机构探索运行，允许学校突破事业单位编制限制，在员额内自主招聘教师、自定薪酬；支持南科大引入市场化办学机制，建立多元筹资模式。南科大与深圳市在大学管理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为学校改革创新以及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

2.构建科技攻关协同机制

创新有组织科研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化、建制化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南科大加强有组织科研的体系化布局，部署“基础学科攀峰计划”和“应用技术攻坚计划”，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组建跨学科、跨链条的混编攻关团队，有规划、有组织、成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建立“谋划—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系统高效的科研运作模式，对项目遴选、团队组建、资源配置等进行统筹管理，建立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投入机制。完善与企业联动机制，推行“双聘制”，将企业研发部门与学校科研团队“混编”，打破传统的先各自单独研发再交流对接的模式，联合进行技术攻关，打通高校与企业的人才流动通道。专门成立技术转移中心，对接实验室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推动知识创新与市场应用有效结合。

3.构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提升高校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南科大结合科技前沿和深圳产业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加强与国家级平台、行业龙头企业、国际一流高校协同育人，建立需求导向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目标和支撑机制。实施“未来科学家计划”，依托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研平台，开展基础学科高水平人才培养，科教融汇培养探索前沿问题的科学家。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深化工程硕博士产教融合培养体系改革，根据产业链知识体系制定培养方案，按需修课、按需科研，产教融合培养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工程师。实施“国际英才计划”，通过建立联合培养项目、联合实验室、联合创新中心等与世界一流高校协同育人，全球协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其关键在于做好协同。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力量，协同创新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路径。南科大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在办学实践中围绕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充分协同，共同汇聚和培育高水平人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南科大的“新”不仅仅体现在办学时间短、起点高、发展速度快等外在特征上，更体现在其办学定位、组织模式、社会服务功能和国际化战略等内涵特质上：把“以学科为导向”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将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作为办学的重要使命；在组织模式上，把“单打独斗”转变为“协同共生”，打破传统院系壁垒，通过跨学科、跨领域、跨组织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在社会服务功能上，把“单向技术转移”转变为“价值共创”，使大学从创新的“供给侧”转变为“枢纽点”；在国际化战略上，从“被动融入”转变为“主动引领”，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南科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充分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特征，不仅丰富了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立足区域服务国家战略的本土实践，也为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探索。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