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庆、吴永和：教育生态学视角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困境与进路

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态内涵（略）

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生态困境（略）

三、重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生态进路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时代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的必然产物，无疑是一项系统性的生态化建设工程。重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生态的路径，在于深刻把握生态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向应然生态愿景，立足教育系统实然困境，以技术赋能为主线，以重塑新生态为主轴，以高质量发展为锚点，紧紧抓住理念引领、体系建设、主体动能、安全屏障四个关键环节，实现全要素、全流程、全链条的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以此稳步推动高等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统筹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态重塑。

(一)加强生态理念引领，筑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思想根基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思维变革。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构建的关键在于抓住生态理念这一核心生态因子，以有效解决价值主张、认知与思维层面上存在的各种沉疴痼疾为目标，坚持立德树人的数字化转型价值生态观和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从而加强转型生态理念的提升与生态思维的塑造。这就需要通过建构具有系统性、有机性和可持续性的转型发展生态观，遵循以思想变革引领技术的赋能逻辑，重塑高等教育新生态，实现新的平衡状态。

其一，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提升适应性主体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认同，建构转型生态系统认知模式。这就要求教育主体主动解放思想，积极创新求变，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思维的养成，以“数字中国”战略为纲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行动引领，以教育数字生态构建为目标，深刻把握数字化转型育人价值的基本旨趣，树立教育数字化意识与思维，积极融入数字科技的浪潮。

其二，以训促学，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培训，促进各转型主体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外延，形成对统筹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构建的科学认知，扭转消极过时的思想。例如，在教师教育培训中可加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依据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不断革新教师的数字化教学理念。此外，还应提升师生教育数字化认知水平和数字素养，消除对教育数字化的距离感、陌生感和神秘感，重构基于技术中介的良好师生关系，满足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的实践诉求。

其三，以教育系统内外以及校院系各层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构建研讨交流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各主体对于“为何转、转什么、如何转”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水平，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各主体在生态愿景目标、转型方略与可行路径等各维度上达成高度共识。最终，形成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整体观、平衡适应观与生态关系观，以弥补转型价值理性与生态思维缺失等遗憾，引导数字化浪潮中的转型实践，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的创新发展。

其四，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构建的理论研究与成果产出为引领，促进形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认同、生态思维与行为准则。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时代特征和阶段性特点，其生态平衡状态只是相对的，动态性转型才是其系统运行的常态。因此，要顺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与时俱进，深度协作，探索开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实验”,以前瞻性思维引领各转型主体的思想认知和实践行为。同时，要围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形势、新挑战与新问题，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持续加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构建，服务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战略大局，支撑“三教”集成功能发挥等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与外界系统协同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另外，随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构建过程中科技伦理治理的难度与数字安全危机的加大，还需加强对如何规避数字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潜在风险的研究，以增强各主体数字化转型生态安全意识与责任，避免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走入误区。

(二)强化生态体系建设，完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支撑架构

各转型主体需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和高等教育历史使命，聚焦科技与教育的双向融合，凝练转型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优化生态架构，完善生态结构，强化生态功能，进而找准并进入各自生态位，联通生态链条，实现生态位的互补与协同发展，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态性建构。

其一，加强顶层设计，擘画建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群体智能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蓝图。教育相关主体应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开放性和适应性目标愿景引领下，以征询师生等多方利益相关者意见为基础，集思广益，制定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描绘出各司其职且统筹协调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及预设的实践路径，明确各主体的特定时空定位、功能角色与价值输出等生态位，协调各元素共生的生态关系。此外，还应坚持守正创新，立足高等教育长远发展，以优化生态因子间的整体关联、深层结构与生态状态为基础，精准有效地规划数字化转型各主体的生态位，畅通生态链，抓牢核心促进因子，消解限制因子，消除外来生态因子产生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

其二，强化凸显人的主体性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创新与制度保障机制建设。具体而言，可依托利好政策，适度超前布局，形成牢固畅通的生态链和稳固健全的生态架构，实现“上下”连通、“左右”衔接，打造系统化的政策、经费、人才等多维保障体系，联通教育生态链，提升转型主体的内在动力与政策制度的外在拉力。同时，还应通过政策优化调整和先导性实践探索，夯实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一把手工程”,重构数字化育人的体系模式与流程环节，深化人机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化解教育规模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此外，也可在加强教育数字化转型国际合作交流的基础上，以教育数字化新基建为契机，厚植教育数据智能基座，打造数字大脑，建强数字化管理服务中台，构建开放性、泛在化、个性化的智慧学习空间，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之路。

其三，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生态架构。教育系统可借助各转型系统的数字化力量，把握局部生态环境效应，实现高等教育与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相互衔接，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数字化自主培养体系，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中保持适当的弹性、张力，统筹推进“三教”协同创新。同时，教育主体应在强化教育数字领域自主研发能力和数字化转型发展实力的同时，以优化外部支持环境为切入点，积极争取外援，借力数字经济发展，主动吸引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教育系统外部生态因子介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之中。另外，探索建立市场介入下的信息互通交流机制，共同解决制约教育数字化生态发展的重大难题，也是促进教育数字化协同转型的可行路径。多方利益主体应构建“造血与输血并重”的内生与外援融合的生态发展格局，打通生态链条，撬动要素链式互动，促进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通畅交换，推进内核元素转型升级，推动高等教育走上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

其四，凸显学生在形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中的生态位，以教、学、评、测、管、研等育人环节在时空上的交汇为基点，全方位优化以学生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体系架构。高校应积极吸纳大学生融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之中，为其配置数字化教育优质资源，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彰显各校特色的数字化资源库，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促进软硬件迭代升级，培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孵化器”,彰显数字福祉。教育管理者应依托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学分银行，完善基于学分微认证、课程模块化的分解组合与互认、师资互聘的数字技能认证育人体系，克服“马太效应”,使每位学生均能获得满足其个性发展需求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支持服务，实现人人享有最优教育供给，形塑个性化、智慧化、泛在化学习新形态，推进教育公平。同时，还应完善体现高质量发展特色、凸显育人效果权重的本土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将学生的数字化学习意识、思维与能力，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构建成效的首要指标，客观评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效果。

(三)增强生态主体动能，锻造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适应韧性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仅起中介作用，其主体始终是具有能动意识的人，而非物。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与适应性增强是形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生态的重中之重。因此，要增强生态主体动能，锻造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适应性，发挥人的能动适应性价值。

其一，明晰人的主体性，聚焦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提升数字化育人成效。教育主体应抢抓数字时代新机遇，回归教育初心，遵循耐度定律与数字人文主义原则，不断激发主体活力与动力，增强数字化转型核心竞争力，带动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需重点关注师生等生态主体,促进各主体多向互动和适应能力发挥，彰显人机共教、协同育人中人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可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功能升级和布局优化来凸显人的主体性,拓展师生数字化认知时空域，提升虚实“两栖空间”中的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力和学生的数字化学习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境遇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背景下，高校管理要抓好首席信息官、首席数据官、首席转型官以及首席创新官等关键少数，发挥他们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引领者、设计者和执行者等多重角色作用，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跃升。

其二，遵循耐度定律，以技术赋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关键突破点，促发推拉新合力，增大转型主体的生态活力与生态幅。各主体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关注自身生态承载力阈限，形成主动拓宽信息渠道的数字技术聚能新样态，打破“信息茧房”,破解“花盆效应”,达到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最佳状态。概言之，应以转型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数字胜任力提升为发力点，激发各主体能动性与数字韧性，引导其适应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变化。

其三，基于群体动力学机制，各主体多方协同、统筹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融入并重构高等教育生态的大幕已然拉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没有旁观者，各主体要主动扛起“局内人”的主体责任，围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职能定位，多方联动，构建数字化转型行动共同体，发挥协同融合机制的倍增效应，形成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引擎。各主体应以共生理论为基础，积极创新求变，将教育数字化转型视为自发行为而非附加任务，从而助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

其四，按照适度原理，坚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提升高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内生承接力。鉴于各地域、各高校之间数字化转型进展参差不齐，且各教育管理者与师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存有差异，各高校应遵照各自办学特色与基本底色，坚持一校一策，差异化地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技术不断涌现并推动社会系统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当下，各高校不妨遵循耐度定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适当放缓脚步、调整节奏，在自身可承受范围内，积极实施教育数字化转型，避免盲目跟风与冒进。

(四)强健生态安全屏障，营造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的可靠环境

各转型主体应以强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致力于创设一个安全可靠、和谐平衡的数字化育人生态环境。在此过程中，需积极培养师生良好的科技伦理道德观念，提升教育数字安全意识，加强数字行为规范，全力消弭潜在的教育生态危机，确保高等教育转型生态系统维持稳定平衡的状态。

其一，秉承人的主体性发挥原则，增强各转型主体的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防范与责任意识，提升风险感知能力与危机化解能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人为本，以安全可靠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为供养，服务并提升每一位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能力，促进其具备应对数字时代变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成长为适应数字时代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就此而论，在形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生态过程中必然要遵照底线思维，以育人为本，坚守人的主体性价值旨归，秉承技术祛魅和技术化归的原则，积极为学生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教育数字化生态环境，引导学生消除对数字化学习的抵触情绪，改变使用技术的不良习惯，增强技术应用安全意识与数字化学习能力，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唤醒其在“富技术时代”全面成长的内在生命自觉。

其二，以技术善用善治为根基，强化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危机化解的韧性建构。教育管理者应制定一套能够有效缓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中各种风险隐患与潜在危机的教育技术应用规范指南，进一步增强技术介入教育的风险评估、动态监控与隐患排除等举措，实现事前可管、事中可控、事后可查，积极破解“科林格里奇困境”。高校应编织数字网络安全防护网，守好“第五疆域”,打造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数字教育文明新环境，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均衡发展与高质量发展。

其三，强化高等教育数字治理，实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伦理监督、风险预警与安全监管。这就要求以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的安全稳定为基准，针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建立健全合乎伦理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教育主客体的权利与义务。高校应设立专门指导与监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委员会与执行机构，实施前期论证、过程监管、后期优化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风控活动，确保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同时，还应基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过程数据及结果数据，建立转型生态危机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追踪转型进度与成效，及时反馈评价成果，总结转型实践的成功经验并予以推广。

其四，建立有效的教育数据治理机制，确保数据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重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随处可见，要增强教育数据安全多元共治水准，强化无感式、伴随式数据采集，完善数据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机制。同时，也应充分发挥教育大数据价值，推进教育治理精细化、服务精准化、评价标准化以及决策科学化，确保生态链安全稳固。相关主体可依托数据留痕技术，建立溯源可循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化解与问责制度，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搭建数据可靠可信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避免数据滥用，保障教育大数据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