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天、张柯：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要义、问题与实现路径

一、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内涵要义（略）

二、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面临的问题

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弹性机制表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极易诱发结构性矛盾。在政策落地之前，地方与高校对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政策会有差异化解读。然而，能否准确把握政策本意，决定了布局机制与高校建设目标、办学条件及人才培养的适应程度。当学科布局偏离办学基础与区域需求，超常设置机制便可能会从制度创新滑向无序扩张。

（一）超常响应：自由决策空间下的仓促布局

超常设置机制在学科建制上逐渐形成配套效应，集中资源突破关键瓶颈符合一定程度的国家理性，所以当超常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的政策文件逐一发布后，国内高校争设相关学科专业。1个月内共有139所高校发布关于拟增设相关学位点的公示，申报交叉学科88个，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55个。为何急需学科的布局行动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群体响应？从高校的视角看，主要源于制度给予的“自由决策的空间”使学科设置与专业划分的边界逐渐模糊。

第一，交叉学科因具有系统性整合能力强、资源调配范围大的特点，成为大多高校超常规设置的优先选择。62%的高校选择将“低空技术与工程”自主设置为交叉学科，其中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将近64%（见表1）。目前交叉学科大多设在“源”学科院系之下，作为“挂靠”学科建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与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强相关一级学科保持着密切关系。高校一般会在上述强相关一级学科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办学实际和特点设置“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见表2）。但是，部分高校为突出学科优势，强调办学定位特色，加强急需学科专业论证力度，所选择的支撑学科中弱相关一级学科比重较大（见表3）。例如，某“双一流”农业类高校自主设置“低空技术与工程”交叉学科，依托“农业工程”“作物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4门支撑一级学科。在急需学科专业布局初始阶段，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学科领域过度分化，强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反而削弱了急需学科发展的专业基础。

第二，选择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的高校通常在强相关一级学科有深厚积累，从而实现现有资源的快速嫁接，避免重复建设。目录外二级学科的设置不仅代表着一级学科在分化基础上的愈加精细化，也意味着本领域的知识生产将出现新的格局。但是，目前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内容并不聚合，可以说形成了“表面相关，实为拆解”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挂靠不同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下设研究方向过于重复。例如，“低空智能航行技术”这一研究方向在“交通运输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5门一级学科中均有体现。

制度的自由决策在为行为主体“松绑”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规范的模糊性。一是扩大行动主体的适用范围。虽然仅有少数头部高校拥有自主设置一级学科的权限，但由于绝大多数高校被赋予了在目录之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自主设置权，实际上极大地拓展了具备自主设置权限的高校主体范围；二是拓宽行动条件的达成范围。由于没有严格限制所属一级学科专业，各高校既可灵活选择将急需发展的学科专业依托高度相关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亦可充分发挥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将其与新兴或急需领域进行交叉融合，以推动交叉学科建设，从而为迅速布局提供了可能。但正是缺乏设置急需学科专业的统一核心标准，高校拥有对制度的自由解读的响应空间，为凸显其学科建设的亮点，或选择优势弱相关一级学科作为急需学科专业交叉的基础，或尚未形成强相关一级学科的建设平台而强行响应，提前在未成熟的学科基础上进行过度的交叉与分化，出现跟风现象。

（二）过程泛化：目标与实际架构的适配偏差

学科制度的产生是技术知识与国家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纯粹的理性角度看，在形式上能够实现知识转化与服务创新经济的高效率，但“理性化的铁笼”既由制度建造，亦被制度禁锢，正如诺斯（North）所说，“我们今天的制度限定了未来选择”。将国家战略变量嵌入学科发展制度之中，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能够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制度活力，却容易因机制泛化陷入治理悖论。所谓机制泛化就是国家层面“超常布局”的战略设计被简化为高校获取资源的“政策标签”，产生竞相追逐的群体效应；而“急需”内涵的动态性与复杂性被静态指标所替代，触发机制泛化的条件随之生成。

第一，人才培养模式未能承接战略紧迫性，与急需学科专业知识特性产生适配偏差。这种偏差体现于人才培养环节的课程体系结构性缺陷，传统学科的痛点在于课程滞后于技术迭代，试点高校中仍沿用传统学科课程框架的不在少数，通过简单增删多个一级学科专业课程从而形成“新专业”，却未构建跨学科知识融合的内生逻辑。例如，部分高校的低空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多由航空概论、控制理论、通信原理等组成，课程模式依然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实践与创新环节等传统研究生培养框架，将交叉学科泛化为“多学科”“综合学科”及“研究领域”等，缺乏项目制整合课程。毕业要求与普通专业高度同质化，仍以论文、专利数量为主导，而非场景化能力认证。这反映了办学者对于急需学科专业的定位模糊问题，将普适性的方法应用、理论推广作为急需学科专业的设置逻辑，却在培养目标中强调学生在“相关产业与领域从事科研、教学、管理、工程技术应用等工作”中的专精能力。当课程体系堆砌在相互孤立的教学模块，却未构建多域知识耦合的认知框架时，学生仅能习得碎片化技能，无法满足新兴急需产业的系统性能力要求。

第二，超常布局过度聚焦“立项合法性”，却忽视持续运营的制度保障。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要求试点高校具备“一级学科的相关方向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具备高能级科研平台，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作为支撑”等硬性要求。作为高度依赖制度环境的学术组织，高校亦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环境里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观念和做法。通过第一批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部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申请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新专业，在学科调整的变动环境中，模仿“头部”高校的组织行为方式是应对制度变化的必然选择。然而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在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办学条件上有较大差距，但在论证时未能科学测算师资队伍与实际需求的饱和度，对人才引进、资金支持提出较高建设目标，这些目标既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全部建成后可能会带来的过剩风险也需警惕。

究其原因，超常布局在制度移植过程中发生了“组织退耦”，即组织在面对外部合法性压力时，表面上接受某种制度约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真正遵循这些制度要求。组织退耦是高校应对国家政策压力时所采取的经典策略，在超常布局过程中通过三种形式化操作构建实施路径：第一，架构嵌套，在传统学院内挂牌成立新研究院，实则师资、课程、考核机制仍沿袭旧制；第二，资源重组，突击采购高端设备充抵“超常投入指标”；第三，人才平移，将既有团队改贴急需学科标签。

（三）末端缺失：指向技术评价的悖论隐忧

正是源于非均衡配置的制度环境，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在每项建制环节中都具有鲜明的制度色彩，但在学科评价上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以何种标准、价值和方式进行评价，决定了未来急需学科专业的布局结果。目前，除一些传统的基础学科外，刚被列入学科目录不久的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评价标准，存在着合法性、适应性与整合性危机。同样地，对于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来说，不论从学科建制尚处于初期阶段层面，还是交叉学科属性的复杂性层面来看，都存在学科评价细则缺位的情况。

我国“十五五”规划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引领中国产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要求地方政府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区域经济的集群驱动作用。一方面，要紧扣产业创新需要，及时调整学科建设内容和运行方式。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引导当地高校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另一方面，要围绕区域均衡发展。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急需学科专业与当地主导产业需高度适配，从被动拔高向主动提升跃升。为此，对急需学科专业的评价要涵盖以下方面：第一，急需学科专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度。由于其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和国家战略，专业是否围绕区域均衡发展，聚焦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是论证立项与专业验收的始末；第二，急需学科专业发展的成熟速度。能否在短期内产出符合预期目标的成果数量，这一点关系到超常设置机制的发挥效用；第三，高度相关的成果转换与人才产出。即学生完成培养周期后，向战略性行业领域直接注入的规模质量与岗位契合度，或将成为急需学科专业验收的核心标准。

总体来看，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以“精、快、准”为潜在评价导向，遵循技术治理的理性实践逻辑。首先，评价的标准聚焦“生产性”知识。当国家权力嵌入学科建制中，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出现，福柯笔下的“话语”承载具备外在功能化的符号系统，标志着知识与权力共构共生。政策主导下的知识生产由此转向以问题解决为现实导向。当前，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正处于政策红利期，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评估标准，可为高校学科发展与规划建设提供政绩指标，倒逼高校将资源集中于短期可量化产出的领域。各高校踊跃申报下，对于固定知识领域的关注与投入同比增大，而基础理论研究则因回报周期长被系统性边缘化。这种由显性绩效引发的资源分配，最终加剧学科生态的“马太效应”。其次，评价的目标在权力传导中逐渐耗散。政府通过制定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总体要求与实施机制，在总体性支配权力下指导首批急需学科专业迅速落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部分权力过渡到地方政府与高校，虽然其可依据学科建设水平和发展前景研判是否加入急需学科专业建设行列中，但自主裁量权须在既定的评价框架内运行。由于地方政府与高校在执行中过度依赖评价指标，往往聚焦于可量化成果，忽视了学科发展的整体性与长期性，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内涵要义在层级传递中被简化、稀释。换而言之，数据指标固然能够客观精准地反映建设进程，但潜在地削弱了学科内涵发展的深度，也制约了急需学科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最终使得政策目标在实践中难以真正落地。

三、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路径

超常布局的制度生命力，不在于短期内展现出的政策势能，而在于能否从战略干预升维至长效机制，融洽地汇入学术生态组织体系中。制度变迁主义认为，可持续的适应需要将外部扰动内化为组织的内生学习过程。当超常布局已迈入资源投入的初级阶段，亟待通过构建未来路径形成长效布局机制。

（一）锚定学科发展的定向标

交叉学科大多有一个或两个较为重要的或是说起主导作用的支撑学科，对交叉学科的运行起着关键作用，同样，前期可能作为研究方向的急需学科专业必然有相关的支撑学科，缺少了相关学科的资源铺垫，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就容易陷入“自说自话”“无序生长”的窠臼。但如果单独以快速成就一门学科的思维建设急需学科专业，只注重组织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而不考虑组织要素之间的关联结构，就容易产生后续发展动力不足或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因此，处理好急需学科专业发展的定位问题至关重要。横向上，明确急需学科专业和一级学科之间的承继关系。其一，强调支撑学科相关性认证，要求申报试点高校加强对于每个一级支撑学科与急需专业的技术耦合度论证，特别是规定关键技术模块在课程体系中的占比下限；其二，建立逐级布局机制，优先布局强相关一级学科的高校，设置弱相关学科的准入比例，待急需学科专业建立相对成熟的学科基础后，由具有先进经验的高校带领行业特色高校进行多领域学科交叉布局。纵向上，则需依据一级学科优势提炼不可替代的交叉内核，呈现特色化研究方向。以所涉一级学科为轴心，差异化整合其他学科资源的具体领域，而不是在盲目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过程中稀释源学科特色。例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依托航空宇航“双一流”学科，精准设立“数字检测与适航认证”“低空规划与运行管理”两个方向，课程融合低空系统设计、智能控制、空域管理等内容，体现出一种学科锚定策略的独特标识。由此，学科系统才会在自我演化的过程中更具环境适应能力，也更具学术生产力。

（二）形成绿色通道自为机制

超常设置机制以技术治理诠释政府管理的思维，为急需学科专业建立起一条能够帮助其快速“通关”的绿色通道。但学科专业的运行是复杂的，如阿伦诺夫（Aronoff）指出：“大概除了纯数学是个例外，所有其他科学都存在学术上杂交的特点，科学的杂合性程度主要依赖于不同学科在探讨议题上的聚焦程度。”绿色通道中充斥着结构性张力，制度优势下包括执行偏差、资源抢占、评价缺席在内的问题需要形成绿色通道自为机制。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政府自为。政府作为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第一行动集团，应对整体形势做好预先研判，全面把控急需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对于一些已经发展成熟至饱和阶段的学科专业，及时建立急需学科专业退出机制，避免造成资源过度分流与资源浪费。同时，在实施绿色通道的过程中，可以成立相关监督机构，定期对超常设置机制中的高校学科论证、层级审批、学位建设进行监督与审查，对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行为及时干预。另一方面则是高校自为。办学者在国家急需学科建设中能否保持“审时度势”的眼光至关重要。随着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的迅速兴起，迫切要求学习者具有应对场景驱动产业发展的能力，其核心逻辑是以场景化的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产业智能化的需求识别、定位明确和计划制订。高校可通过理论培训与场景化实战结合的方式，通过教育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联合创新体系，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应对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的人才缺口。

（三）建立适配教育评价制度

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尚且处于成型阶段，各项规章制度仍在补充调整，形成与之适配的学科评价既是一种外延式体量考核，也是下一轮调整布局的开端。正如前文论证，急需学科专业评价方式既要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预留空间”，削弱技术评价指向，还要重构多元评估指标，纳入价值评价标准，实现评价方式的革新，由此反映学科真实状态。其一，评价体系应为学科发展预留战略冗余空间，避免技术评价的短期绩效绑架。诺斯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提出制度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有效应对环境的变化，“在各态历经的世界中，我们最终能够正确地理解世界，但是在异常变化频仍的世界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应对这种异常情况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那些允许试错试验发生的制度”。诚然，打破制度时滞固然重要，但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存在极具前景的价值性贡献，需从历时与共时维度综合考虑建设成效，如复旦大学相辉研究院致力于营造最宽松的学术环境，提供10年以上的长周期支持和个性化、人性化服务，5—10年不考核，为人才“十年磨一剑”提供制度保障，从而让人才心无旁骛、自由探索。其二，引入数字化评价工具，重构多元评估指标。传统评价范式深陷有限理性困境，人工评价受制于认知边界与数据碎片化，而信息技术和智能时代为高等教育评价全面变革带来了广阔天地。因此，未来应构建AI动态适应性评价体系，基于急需学科专业的战略稀缺性、生态位独特性及国家战略实施周期等维度，设立差异化容错机制，使学科布局真正适配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层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将“超常”转化为“长效”，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

（来源：《大学与学科》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