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明坤、余蕊：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优质本科扩容的挑战与路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的工作任务。“优质本科扩容”是指通过新建、扩建、扩招等方式扩大更高水平本科教育资源的规模、数量，优化更高水平本科教育资源的类型、结构，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本科高校、本科专业、本科教育等优质资源。我国优质本科教育资源总量短缺，分布失衡，因此，优质本科扩容不仅需要扩大数量，还要优化结构，这既是缓解高等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的现实之举，更是优化国家人才结构、促进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优质本科扩容的多重逻辑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指向高水平、发展性高等教育资源的数量扩充及其丰富类型延展的卓越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优质本科扩容是应对国际竞争与国内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这一改革议题兼具复杂而多元的动因，受到历史、政策与实践多重逻辑的影响。推动优质本科扩容，是现实之需、民心所盼、政之所向。
1. 历史逻辑：优质本科扩容是国家战略与人民需要的共同体现
优质本科扩容并非突发的政策选择，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顺应国家战略需求、回应人民群众期盼、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策选择、人口结构、经济需求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与救亡图存和自强革新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新式学堂，还是近代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均肩负“教育救国”的理想。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基础薄弱，难以满足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形成了以重点大学为核心的优质本科教育格局。改革开放之后，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化、大众化的浪潮下，国家通过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一批大学，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科技竞争与大国博弈空前激烈，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语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启动“双一流”大学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资源。
2. 政策逻辑：优质本科扩容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指向
优质本科扩容是一项重要的政策部署，从初期的探索酝酿，到系统性、制度化推进，体现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质量提升为根本、以结构优化为核心、以分类发展为路径的政策导向。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从不同角度对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进行战略部署。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拓宽了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空间；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2025年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提出支持布局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从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容，到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从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到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从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到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蕴含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系统性优化，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资源供给的政策旨归。
3. 实践逻辑：优质本科扩容是经济社会升级转型下的必然选择
“十五五”时期，经济基础变革与教育上层建筑的非同步性这一宏观矛盾具体化为三大相互关联的系统性挑战：“需求牵引失效”“供给结构失衡”与“要素配置扭曲”。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存在优质本科供给不足和区域分布不均的结构性问题。一是优质本科总量供给不足。截至2024年，我国共有高等学校3119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57所（含独立学院15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51所，本科院校占比仅为41.9%；高职（专科）学校1562所，占比达50%。相比之下，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本科占比超过60%，专科占比低于30%。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仅有147所，在全国高校总数中的占比不到5%，学生约占10%。而美国以“常春藤盟校”为首的高层级的研究型大学队伍占美国高校总数的7.02%。二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中西部尤其是人口大省优质本科教育资源短缺，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西部12个省份中仅有28所，有6个省各仅有1所，优质本科资源严重滞后于群众需要。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但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区差异较为凸显，甚至有拉大的趋势。
当前推动优质本科扩容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优质本科扩容是一场涉及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利益协调与质量保障的系统性变革，面临着多重现实制约，也是未来改革必须聚焦的关键点。
1. 高校办学条件资源约束
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是资源消耗型组织，一所大学办得越好，所需经费投入和条件配置要求越高。办学条件是制约优质本科扩容的首要因素，土地校舍、办学经费、实验仪器、图书设备、硬件设施、服务保障等基本条件都直接影响到优质本科能否扩容升级。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仍面临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静态配置与动态需求错配的挑战。优质本科扩容面临着办学条件的资源约束。一是硬件设施与校舍承载力不足。优质本科扩容首先面临物理空间的硬约束。扩容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提升以“校区、校园、校舍”为核心的承载力。这对土地、资金和建设周期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近年来，部分“双一流”大学和省属高水平大学在扩大招生规模时均面临学生宿舍条件有限、数量不足的问题，纷纷采用新建、改扩建等方式补齐这个扩容短板。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大量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和先进的实验平台，这是高校面临的挑战。二是高水平师资队伍总量短缺与结构失衡。扩容意味着需要同步补充大量高水平教师，尤其是面向国家急需的战略领域的教师，然而顶尖学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周期长、成本高，短期内难以快速大规模补充。三是经费投入总量不足与资源配置机制不优。优质本科扩容需要经费投入作为保障，这对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出了新挑战。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支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扩容若不能配套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区域补偿机制，可能进一步拉大东西部高校差距。
2. 高校布局结构历史限制
我国当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仍然以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为基础，当时是为适应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建设需要，将高校以及学科专业布局与国家工业基地建设紧密挂钩，布局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地的工业中心城市及省会。这一布局在当时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体系建设，但是优质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形成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哈尔滨、南京等传统高教重镇。如果优质本科扩容仅在传统优势地区进行，虽能见效快，却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的“马太效应”，与促进教育公平、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相悖；而若扩容指向历史基础薄弱的中西部或新兴区域，又将面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漫长周期和巨大投入，短期内难以见成效。
从供需匹配机制来看，历史形成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与新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战略存在错配，部分区域的优质本科资源的富集程度与其经济地位和战略使命之间并不完全匹配。以广东省为例，作为经济与人口大省，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普通本科高校数量和本科高校占比等关键指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出了“经济大省、高教弱省”的尴尬局面。有的省份虽然是人口大省、生源大省，但是高水平本科大学严重不足，例如，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人口众多、高考竞争激烈、优质高校资源匮乏，优质本科资源扩容的目标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历史布局的限制使得这些地区优质高教资源的“存量”不足，扩容的“增量”基础薄弱。
3. 高校分类发展面临阻力
推进优质本科扩容离不开促进高校分类发展。但是高校分类设置、分类管理、分类扶持、分类评价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高校设置工作、生均拨款、招生规模调整等等，牵动高校、社会、考生等多主体利益，是扩容政策执行最直接、最敏感的环节。优质本科扩容涉及到本科跨省招生计划的调整，势必触及现有的分配格局。
优质本科教育资源是稀缺性资源，对研究型大学过度集中的投入可能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高校发展受限，广大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会被排除出优质本科扩容范围之外，从而破坏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健康生态。优质本科扩容可能引发对有限优质资源“掠夺性”竞争，部分东部地区本科高校凭借品牌、资金、机制优势，采取“挖墙脚”方式从中西部地区高校引进学术领军人才，形成人才虹吸效应。
优质本科扩容中面临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同质化的挑战。部分高校在强大竞争压力下，盲目向所谓“优质”模式靠拢，忽视自身的历史传统、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事实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仅存在于排名靠前的大学，也出现在排名不靠前的大学。优质本科扩容不仅来自传统研究型大学，还来自新型研究型大学、中外合作大学、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和本科职业技术大学，不仅在于金字塔顶端院校的突破，也在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与活力。
4. 高校质量提升周期较长
优质本科扩容的关键在“优质”。高等教育具有回报周期长、结构调整见效慢、教育质量在短期内难以体现的特点，使优质本科扩容的成效面临时间挑战，人才培养效果不可能在扩容后短期内立竿见影。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曾问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艾略特的回答是:“5000万美金和200年时间。”可见，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依赖巨额的经济投入，更需要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这是大学“慢生长”的生命逻辑。优质本科扩容意味着将有更多学生进入优质的培养体系，但若对教育回报的滞后性、教育质量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容易产生重数量指标、轻长远积淀的短视行为，违背优质本科扩容的初衷。
师资队伍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要素，但是优质的师资队伍需要长期培育和积淀，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矢志不渝地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在扩容的过程中，即便能够快速补充师资数量，也难以在短期内弥补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缺口。基于我国学龄人口变动和资源配置情况预测，未来15年我国高校教师需求会出现巨**动。2035年前后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相对于2023年需要增加108.33万人，而到2040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需求将减少83.75万人。高等教育生源、教师队伍需求的巨大起伏变化，给优质本科扩容的师资规划、校园建设、资源配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优质本科扩容的路径创新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优质本科扩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前瞻谋划、统筹部署，推动优质本科教育资源从“扩容”走向“提质”。
1. 构建政府、市场和高校优质本科扩容协同机制
优质本科扩容需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是发挥政府在优质本科资源配置中的统筹性作用。政府统筹的关键在于完善现代法治体系，培育一个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政府部门需基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科学研判未来优质高等教育需求，制定清晰的扩容总体目标、阶段性任务和量化指标。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准入标准和评价体系，统筹考虑全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构建与人口分布、产业布局相适应的优质本科扩容空间格局。
二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带动优质本科资源优化配置。良性的市场竞争压力有利于激发不同高校追求卓越的动力，要搭建开放的竞争平台，让高校公平竞争，提升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率。在政府确立的规则框架下，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展开良性竞争，打破因历史布局或行政身份形成的资源固化格局。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高校学生宿舍，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鼓励大型企业或个人捐资举办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加强与产业界的互动，更灵敏地响应国家战略，引导企业、行业组织通过捐赠、设立专项基金、共建产业学院或实验室等方式，深度参与人才培养。
三是进一步激发高校办好优质本科的内生动力。政府的政策、市场的信号，最终都需要通过高校富有创造性的办学实践来落地。高校是办学主体，应在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的宏观指引下，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学科优势与资源禀赋，科学制定优质本科扩容的战略。研究型大学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扩容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应用型高校可紧密对接区域产业升级，扩容特色应用型本科专业。高校应强化质量主体意识，建立灵敏的需求响应与动态调整机制，主动对接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确保新增资源切实用于提升学生培养质量。
2. 优化本科教育资源区域布局结构
历史形成的“东密西疏”格局及优质资源与新兴增长极的错配，是当前优质本科扩容面临的核心结构性矛盾，扩容需要关注发展机会公平、注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精准与均衡。推动新增资源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系统性优化高等教育的地理空间与功能布局。通过实施高等研究院建设、部省合建、优化招生计划等策略，系统推进薄弱环节改善与质量提升工作，从体制机制上破解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难题。
第一，推动高水平大学跨区域辐射与协同。打破地理限制，构建跨区域的协同创新生态，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流动与共享。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鼓励和支持东部高水平大学建立研究院、研究生院，以合作办学及对口支援等方式，向中西部、东北等资源薄弱地区和新兴战略区域输出智力资源、管理经验与创新模式，将东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溢出效应”转化为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满足中西部地区对优质本科资源的需求。
第二，强化招生指标的区域公平导向。优质资源扩容不能加剧区域失衡，而应成为促进公平的关键手段。在高校扩容、新增招生计划等环节，注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省域人口分布、发展需求的协调性。在重点项目支持上向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和紧缺的省份适当倾斜，“十五五”期间在西部、人口大省等地增加“双一流”大学等优质本科高校建设名额，力争每省至少有2所“双一流”大学。通过国家专项招生计划、协作计划等机制，增加西部、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招生指标，保障当地适龄青年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均衡性。
第三，提升薄弱地区本科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解决优质本科扩容的区域失衡问题，关键在于增强中西部等地区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持续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优化部省共建高校区域布局，对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集中资源支持一所龙头高校建设。
3. 大力推动本科高校分类特色发展
同质化是优质本科扩容的潜在风险，规避同质化扩容的重点在于分类扩容。“优质”具有多元内涵，覆盖“双一流”大学、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本科职业技术大学、行业特色高校等不同类型，既要进行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的类型区分，也要加强新型高校的培育。
坚持分类特色发展是优质本科扩容的前提条件。扩容重点应放在加强基础学科、优化工程学科布局、支持新兴交叉和特色学科上，而非盲目追求“大而全”。推进高校分类设置、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立与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定位相匹配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机制。避免用单一的研究型大学标准评价所有高校，引导各类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办出特色水平。要建立以“服务力”和“贡献度”为核心的优质本科扩容评价标准，弱化单纯以历史声誉和综合排名为依据的“竞争”逻辑，强化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解决关键问题、促进产业发展、培养卓越人才的实际贡献为导向的“竞合”评价标准。
加快培育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使其成为优质本科扩容的有益补充。在通过扩大已有高校规模来提升优质本科教育资源的同时，新建一批高起点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是支撑优质本科扩容的迫切需要。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涌现，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活力。“新型大学组织通过拓展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职能，扮演区域知识创新主体的角色，逐渐成为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加速器’。”相较于传统高校，这些新型高校往往没有历史负担，能够从创立初期就建立契合时代发展的办学体制机制，较快展现出办学成效。面对优质本科扩容的新机遇，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体系，健全设置标准、评价标准，鼓励发达地区整合研究型大学、地方政府、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基金会等资源，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依托国内一流大学建立新型分支研究机构，如高等研究院学科交叉中心和校地合作研发平台等，并逐步孵化出新型研究型大学。深化中外合作办学，在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鼓励引进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设立中外合作大学、国外大学研究院等，扩大优质本科资源。
4. 构建优质本科扩容的动态调适机制
建立数据驱动的动态调控机制是优质本科扩容政策落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灵活响应社会需求与资源供给的变化，防止盲目扩张，实现扩容过程从经验判断向科学治理转变。
要探索建立以国家战略与人口变化为导向的规模动态预测与调整机制。扩容需精准响应国家战略，并适应学龄人口“梯次变动”趋势。结合产业发展规划与劳动力市场信号，建立学科专业人才需求中长期预测模型。依据学龄人口变化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标，动态调整年度本科招生总规模与省级计划，避免资源过剩或短缺。根据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需求，优化招生计划在人口流入地与中西部等地区的分配。构建基于“竞合”导向与分类评价的学科专业动态优化体系。完善以资源投入与办学条件为核心的承载力监测与保障机制。建立高校硬件与软件承载力的常态化监测与评估体系。依据评估结果与本科扩容重点，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将扩容质量、资源使用效率与后续财政拨款、招生计划等挂钩，形成“投入—产出—评价-调整”的闭环管理。
通过整合宏观经济、产业规划、就业市场、学龄人口等多源数据，构建预测模型，前瞻性研判不同区域、行业对未来人才的需求规模与结构，以数据驱动实现优质本科扩容的精准高效配置。利用大数据监测各高校、各学科的资源使用效率，如师资配比、设备利用率、负债率等。对资源错配、质量下滑或学位供给紧张等问题发出早期预警，推动资源的精准投放和动态调剂。值得关注的是，2032年高校生源峰值过后，本科生源将会急剧下滑，因此，优质本科扩容需要前瞻测算，防止资产闲置风险和债务风险。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6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