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陆亭：强化创新、适配社会—“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切
一、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1］，在2024年6月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讲话指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树牢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为题总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说明的讲话中指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3］。所以，“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以创新为引领，以服务国家为使命，以适配经济社会为依据，以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能力贡献为导向。高等学校在规划、安排自身工作时需要关切以下五方面关键性议题的实质内涵。
其一，培育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年修正版）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8年修正版）总则第五条对人才培养要求的前置定语。因此，这三个定语词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内涵，应该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育人方面的检验标准。
其二，按本质属性办教育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前提。各级各类教育、各层次高等教育在教育履行社会功能中的作用和重点不同，我们对其人才培养工作的着力点就不同。基础教育重在保障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为学生奠定好未来一生的发展基础；职业教育重在技能形成，要为社会高质量产品供给提供全方位的技能人才支持；高等教育重在创新实现，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支撑。本科教育重在结构化育人，以奠定高级专门人才规格应该具备的智能结构基础；硕士研究生教育重在专业深化特别是方法论掌握，以满足未来进一步研究发展或专业工作需要；博士研究生教育重在创新突破，以支撑创新驱动服务国家使命要求。各级各类的教育只有以本质要求深化教育内涵、以功能属性推进内涵式发展，教育的总体价值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
其三，各学段学生思维力优化升级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衡量依据。思维力与创新关系最为密切，思维层次提升应该成为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目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在“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专题的“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部分，指向面向中小学生实施“沃土计划”、面向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非常贴切，说明我们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能超越发展阶段而任意拔高。在教育过程中，各学段教育有效衔接、迭代进阶非常重要，越往下基本功越重要，越往上思维能力越重要。按照成长阶段划分，有序实现学生思维层次提升是未来教育学研究和育人实践探索应该关注的重大课题。
其四，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标志。只有创新在各个领域发生才能整体促进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培养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都应该具备创新精神。国家可以把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宏观工作的实施抓手，各级各类教育及学校则应该在这个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以不同学校为主体构成的教育体系，结构越完整、衔接越通畅、通道越多元，教育的整体功能就会越强大，其对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也就会越强。
其五，强化创新引领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面对科技革命变化性增强和大国博弈对抗性加剧，产业发展的创新和安全要求显著增强，传统产业需要升级改造、新兴产业应该不断涌现、未来产业亟待加速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进则退，不创新意味着落后和挨打，企业与市场最为接近，所以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产教融合的主导地位自然落到了企业身上。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面对以创新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应该怎么办？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和架构，以经济社会的创新需求为牵引和自身的创新活力来实现。创新既是时代要求，更是高等教育本质内涵要求的体现，因此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牵动力。
二、强化教育与社会适配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
当前，面对以创新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开展深化综合改革工作，主要包括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等内容［4］。笔者认为这轮综合改革的重点是要强化教育与社会的适配机制，即保障教育不脱离经济社会需要而发展。进一步分析，《纲要》部署教育综合改革专题的标题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目的是要把改革成果落在发展活力上，其中的第一点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第二点即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
十多年前，教育领域也曾经启动过一轮综合改革，并以“两校一市”（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市）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当时的背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综合改革，同时需要用制度依法保障改革的成果，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题。教育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综合改革司，并以“两校一市”为改革试点推进这项工作。在《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获批之际，《光明日报》专题报道“北大综合改革，改什么？”笔者提出：“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向标，其综合改革方案的出台必将引人瞩目。”“改革方案在倡导‘师生治学’理念、确立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提升院系自主决策和治理能力、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事务联动机制、新进教师‘预聘—长聘’制度等方面都有着周密的设计。”［5］上一轮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在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基层组织和广大师生创新活力上，即目的在“活力”上，欲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大学的办学活力。
为什么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从十几年前自主办学的制度活力走向今天的社会适配的发展活力？其一是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已基本成形，下一步要根据数智时代和创新的要求增强等新情况而完善治理体系以更加适应新形势；其二是高等教育体系匹配经济社会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如高等学校每年一千多万的毕业生需要就业，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布局需要与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相匹配，高等学校的学术创新需要面对国际格局调整、大国战略博弈的支撑需求等。教育部提出要思考高等学校办学实力强和支撑国家能力强双重逻辑，要把发展重点从学科逻辑转到服务国家使命逻辑上来。
从历史轨迹看，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遵循着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同逻辑要求，具体到每所高校以什么逻辑为主导是学校自主办学的选择，也涉及高校类型和定位。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创建时期，大学只有四个学科：哲学、医学、神学、法学，代表了800多年前欧洲大陆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总体看法。也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学科加三个专业：哲学是基础，学生都要学，医学培养医生针对人的身体，神学培养牧师针对人的精神，法学培养法官针对由人形成的社会，肉体、精神、社会就构成了彼时彼地人们所认知的整体世界。后来，科技日新月异、社会需求日益多元，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越来越广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纲要》均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从国家层面看，社会需求就是国家战略需求，而各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校，还需要考虑区域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
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适配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需求，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就构成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和重点。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上，要加强学科专业调整和教学内容、方法、模式改革；在办学模式上，要探索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在使命任务上，要通过服务国家、地方、产业发展和培养时代新人，保障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伟大使命；在体制机制上，坚决破除阻碍发展的“五唯”式评价，在国家创新发展、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不断为国家分忧解难、为发展排忧解难。
在此，就要重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注重以教育适配社会来统领各项改革，即所谓的综合改革。要防止综合改革因目标不清晰、对象不明确而走向碎片化改革。所以，按照《纲要》要求，在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上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在教育评价改革上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而根本是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
三、高校分类发展是高等教育适配社会的制度性体系安排
学校是教育的基本载体，教育体系是以教育结构为基础形成的各级各类教育间的有机联系。高校分类代表着一种高等教育结构存在，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需要有一个稳定有效的高校分类架构。因此，高校分类发展既是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的基础，也是各高等学校以内涵特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因历史文化、国情现实和管理体制的不同，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和多样化的高等学校发展模式。分类是主观划定，结构是客观存在，不同类型高校既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共同规格要求，也反映着各自的使命侧重。每所高校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水平越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就越稳定规范；个性特点越强，高等学校的发展生态就越有活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各高等学校既保证稳定规格内涵又有着生机活力特点而构成的结构体系。
教育体系建设是一种教育制度化建设，高校分类发展是一种教育制度化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6］基本制度是指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7］，据此导出教育的基本制度一般指向体制性制度设计。教育体系是对一个国家教育情况的基本描述，对内是路径对外是标识［8］，应该属于教育基本制度范畴。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的适配关系是直观可见的，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基本制度的要求，需要推动其逐步定型和完善。具体而言就是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抓手，健全完善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以高等学校分类改革发展为抓手，推动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分类就是分赛道。高校分类是高教体系的现实呈现，各类高校发展的重点需要特色鲜明突出。国家目前正在推进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高校分赛道发展，推动它们奔向高水平的牵引性建设项目分别是“双一流”“双优”“新双高”，目的就是希望各高校着力把国家需要的特色部分做好。
形象比喻，如果我们把由原始创新到形成社会产品以“0—100”划分的话，研究型高校对应的是“0—1”即“最初的一公里”，应用型高校对应的是“1—99”即漫长的奔跑过程，技能型高校对应的是“99—100”即“最后的一公里”冲刺。相互之间，感觉上存在的交集是学校自发冲动的结果，也是客观现象。但是，作为国家政策，我们鼓励研究型高校做好原始性创新工作，鼓励应用型高校做好区域发展需要的知识技术转移转化工作，鼓励技能型高校做好各行各业产品高质量生产所需要的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这些是各类高校最为核心的工作内容。因此，研究型高校重在拔尖，对应的核心词是创新，要有原创意义上的创新；应用型高校重在全面，对应的核心词是区域，要均衡分布立体覆盖；技能型高校重在精准，对应的核心词是技能，要全方位支撑社会产品生产的高质量。
研究型高校要做“1+”也可以，但如果一直没有在核心的“0—1”原始创新或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恐怕就不好再自称是“一流大学”了。应用型高校也可以去冲“0—1”，但难度很大，国家在政策上还是鼓励学校去做好分内之事。应用型高校对应的区间点也不一样，评价标准不以论文和国家纵向项目为主，而改为以贡献区域发展的横向项目为主，鼓励解决区域发展问题，谁对应得准、对应得好谁就是优。技能型高校要做应用型高校的事情也可以，但也只能是跟在应用型高校后面，国家政策并不鼓励这么做，技能型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面向产品高质量生产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以保障社会各类终端产品及生产环节中产品的高质量。
我们需要从一流的大学建设向一流的体系建设迈进［9］，以不同的标准指导办好每一所高校，评价导向、激励手段应当与政策目标推动的高校分类方向一致，绝不能口头上讲分类改革、分赛道发展，行动上却趋同，使用跨轨升格的评价标准。
四、“十五五”时期大学发展要从学科逻辑转向使命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纲要》进一步要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这说明，教育强国建设的目的在于支撑，教育要支撑起科技和人才事业发展，特别是要支撑得住现代化强国建设，高等教育要在服务国家使命担当中领好任务、当好龙头。由此，怀进鹏部长提出“必须从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走向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大逻辑’，清晰把握时代责任和努力方向”［10］。
科技革命到来、时代“升维”变迁、大国博弈加剧，世界进入争端频发的年代，逆全球化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在近十多年里，国际社会为什么会从相对平和走向冲突、战争、封锁不断的对抗局面？究其本质就在于各国开始争夺这个由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的数字空间，进而扩展到已有的物理空间。时代“升维”开启了一场新的攻城略地之争，“和平是发展主题”这个在十多年前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字眼完全退出了现实生活语境，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生存在一个“准战争”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在这个时代，高等教育绝不能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必须支撑住我们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十五五”规划指出：“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的有关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总是把创新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例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11］；“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2］；“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13］；“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4］；“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15］；“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16］；“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17］；“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8］；“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19］。因此对于高等学校而言，笔者认为“创新的生产力标准，必将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科技革命爆发、中美博弈加剧的时期内，还将成为极为核心的标准”。
贡献的衡量标准要看成效。时代之变要求创新在经济全链条、社会全领域发生，既要有知识创新、原理产生、技术发明，还要有知识转化、理论应用、技术推广，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互动、融合、协同。我国三千余所高校并不是只有顶尖大学需要重视创新，所有高校都应该按照分类要求对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等多方面科技需求，对接理论创新、技术发明、成果应用等生产力实现链条，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发展，在不同领域、层次上实现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部分中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纲要》在“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条目下提出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都把结果落在提升创新效能上。所以，创新的体系效能必须得到重视，而体系效能实现的关键体现在从有创新到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生产力的全链条上。
五、分赛道开展高校差异性评价刻不容缓
面对创新发展要求，评价从教育过程的后端反馈环节转到了前端指挥导向上来。高校办学既有共性也有个性［20］，因此就具有共同性标准和差异性标准，不同高校也都需要创新驱动导向。高校分类发展凸显在差异性标准上，对不同轨道的高校实施差异化评价势在必行。我们要在破除单一标准上下功夫。
第一，赛道必须分出来。《纲要》已把高等学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让各高校进入到这三个轨道中来，不同轨道高校的发展导向、评价标准不同。当务之急是把这些导向标准制定出来并坚守下去，当然这需要一个探索、实验、试点、实践的过程。
第二，共同性标准体现规格要求。共同性标准反映高等学校这一类现代社会组织的一致性特征，差异性标准反映高等教育多样化形态下不同高校的独特价值。高校分类发展就是先遵守共同性标准，再注重做强做亮差异化发展特色，过程中致力于创新发展，目的上支撑强国建设。高等学校的共同性标准主要指其育人的“高等性”［21］，这是由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所决定的，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又都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了完成这一高等性育人规格要求，高校在教学中都要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都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思维能力等。当然，进一步地说，整个教育的共同性标准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高等教育的共同性标准还有教学、科研、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功能“五位一体”的要求等。
第三，差异性标准反映高校分类的核心特征。各高等学校有基本规格要求和共同性标准约束，但其规格、标准内容的侧重、搭配是不同的，由此培养出不同类型特点的高级专门人才。如高等教育五大功能的侧重、高级专门人才应具有的知识、技能和思维能力组合、教学安排中理论实践比例的搭配，在不同高校是不同的。研究型高校重视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重视与区域相融共荣、技能型高校重视产业技能适配，应该是这三类高校最具显著特征的差异性标准。
第四，创新导向在于激发高等学校的创新活力。社会经济产业的全方面全链条创新需要以高校分类为基础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来对应，各高等学校都要关注创新并注重激发创新活力，只不过它们各自的创新重点不同。研究型高校重视原始创新，包括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及重大工程技术集成；应用型高校重视实践应用创造，包括知识应用、技术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扩散、新型产品设计等；技能型高校要超越传统经验式技能而重视基于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技能，对技术与技能的关系、技术扩散后的新技能新领域新赛道新产业的技能人才要求等要给予特别关注。不同高校都有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问题，因此也都有一个创新转化的问题，或转化为原理，或物化为技术，或转换到新的应用场景，或真正做出市场产品。
第五，教育评价应发挥正向导向作用。各高等学校的类型不同，对其评价就应该用不同的内涵评价导向。共同性标准指向水平提高，差异性标准指向特色鲜明，对高校的激励应该体现在不同特色方向上水平的提高上。激励导向不能背离学校发展方向，不能这边倡导融入区域发展、突出实践或技能，那边还按纵向项目数、论文数、帽子数决定学校升格。评价和导向的不一致会粗暴地毁掉理想的分类框架设计。共同性底部抬高、差异性特色增强是教育评价导向的目的，差异化评价是推动高校分赛道发展、激发学术多样化创新的保证。
（来源：《江苏高教》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