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分类引导大学发展

11月4日，由香港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发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作了题为《大学的时代变革与未来使命》的主旨演讲。在提到中国高等教育下一步走向时，他明确说道：

“中国将持续优化结构布局，分类引导大学发展。”

就在9月20日，中办、国办最新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这是中央首次围绕高校分类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而这背后的现实压力也很具体：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在9月的发布会上直言：这样大的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种模式。

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首次写下“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分法，到中办国办专门印发《改革意见》，再到“新双高”“双优”工程相继落地，高校分类发展在两年内完成了从顶层框架设计到分类支持工程落地的政策部署。

“分类不是分层，是分赛道”

一提到“高校分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又要给学校排座次、分三六九等？

教育部在多个场合特意做了区分。郭鹏的原话是：“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

这两个词到底差在哪，是读懂这场改革的关键。

“分层”是纵向的，上面是一流大学，下面是普通本科、高职专科，资源、学位点、招生指标自上而下分配。在这套逻辑下，学校的最优策略就是往上爬：学院改大学、硕士点改博士点、教学型改研究型。

“分赛道”是横向的，每一类学校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尺、资源通道和上升路径，研究型高校不比谁的职业教育办得好，应用型高校也不必硬凑SCI论文数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男星的解读是：分类框架“不是对高校办学活动空间的分界判定，而是就高校办学重点和发展特色的范畴指向”。

总体而言，分类不是比谁爬得高，而是比谁在自己那条赛道上跑得好。

这个变化有多实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刘振天指出——《改革意见》最大的突破，是从“理念倡导分类”转向了“制度建构分类”。过去十多年国家一直在讲分类，但“许多分类政策还停留在文本形式上，未真正落到资源配置、学位授权、招生计划、评价机制等操作层面”，实践上依然沿着分层分等逻辑在跑。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招生、学位、经费、评价全部要分类施策。

这也是为什么《改革意见》里反复出现一个词“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它不是要把学校按好坏分开，而是要让不同功能的学校，都能在自己那条赛道上拿到匹配的资源和评价。

三问三答：这场改革，怎么落地

这场改革到底怎么落地？刘振天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回答了三个高校管理者尤为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广东“三类五型”和“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探索多年，哪些经验可复制？

刘振天表示，广东经验的价值不在具体指标，而在四条治理逻辑：一是分赛道绩效评价——研究型看原始创新，应用型看产业服务和本地就业，技能型聚焦产教融合，不拿论文课题考全校；二是评价与资源配置挂钩，不只看绝对水平，也看相对提升，让学校都有成就感；三是动态进退，身份不搞终身制，实绩突出者进阶、偏离定位者调出；四是产业导向，把产业学院、专业认证、本地就业纳入考核，引导高校“眼睛向下”对接产业链。

他同时提醒，广东也受传统学历观念制约，“地方经验推广不能简单照搬指标，重在理解和把握‘分赛道评价、贡献导向、动态调整’这套治理逻辑”。

第二个问题：三条赛道并行，怎么防止应用型评价“换汤不换药”、地方层层加码演变成指标竞赛？

刘振天先给了一个核心前提，“一流不等于同一”。研究型一流在原始创新、破解“卡脖子”，应用型一流在产业服务、成果转化，技能型一流在产教融合和技能人才供给，“不能把‘双一流’逻辑平移到‘双优’‘新双高’”。

制度上要推进三个转变：资源配置从“身份拨款”转向“类型绩效拨款”——依据类型、培养成本和实际贡献分配，“应用型高校优势工科生均拨款可高于研究型大学”；学位点授权分类导向，专业学位点更多向应用型、职业本科开放；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推动用人单位树立能力导向。

针对两大隐患，他开的药方很具体：口头讲应用、实际仍唯论文唯课题的，要“做实评价工具，职称评审把专利转化、产业服务与论文同等对待，引进行业企业、第三方参与”；针对层层加码异化为数字竞赛，“国家要划定负面清单，省级可细化指标但不得抬高门槛，不得把新增硕博点、更名大学作为硬考核，并强化问责、实地考察”。

第三个问题：学龄人口下行、AI倒逼专业迭代、产业升级三重压力下，怎么破解产教“两张皮”？

刘振天的判断很直接——少子化使招生从增量转向存量竞争，升格从“求发展”变成“求生存”，如果改革不到位，地方院校继续靠升格抢生源，“两张皮”只会雪上加霜。而现实是，产业急需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不少高校专业却还在照搬研究型大学的套路。

破解要靠组合制度：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需求监测指导设置和招生，调减与主导产业脱节、就业率低的专业；把产教融合成效纳入分类评价核心指标；以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专业、布局新兴专业。

对高校定位，他明确提出，地方应用型本科要改变“向上攀附”思维，扎根区域、紧盯地方产业，“不求大而全、不对标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高校要守住底色，深耕细分赛道，做行业技术创新的“参谋部”和人才供给的“蓄水池”。

央地校分工上，他的划分很清晰，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和负面清单；省级作为枢纽细化方案、统筹资源、抑制升格冲动；高校把自主权用在强化特色上，而不是追逐升格。

他给出的未来三到五年观察点很集中——地方应用型高校真正办出特色、产教供需两端错配缓解、高校不再把更名申硕博当首选、学生成长通道不再只有考研一条路。最后他补了一句总结：分类发展是渐进过程，不可能文件一发就立竿见影，关键在重塑激励——让办出特色者受益，让执着升格、同质化办学者受约束，最终让分类成为高校内在的自愿选择。

文件只是起点。对每一所高校的管理者来说，接下来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一个不再以“更大、更高、更全”为唯一上升路径的体系里，你的学校，打算把什么做到不可替代？

（来源：教发方略）